今年秋天有点冷

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太久远的历史，也留下了太多的回忆。从今天起本版块将征集“我们身边的历史”，期待广大网友参与！

今年秋天有点冷

　　在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南京街、北四马路3条道路交叉处，有一处让全市人民敬仰和自豪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广场——中山广场。 历经94年的风雨，这个古老的广场无时不在向人们讲述着往事。

　　在广场庆祝胜利

　　中山广场的名字几经改变，广场始建于1913年，当时称中央广场。日俄战争之后，无能的清政府将和平区一带出让给日本人做租界地，于是1919年改叫日本名：浪速广场。国民党统治时期，浪速广场更名为中山广场，沈阳解放后仍沿用此名；“文革”期间的1969年改为红旗广场。1981年又恢复了中山广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949年10月2日，50万沈阳市民在中山广场举行大会，并进行盛大游行庆祝新中国成立。1949年10月15日出版的《东北画报》，详细记载了沈阳城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情景。庆祝仪式在中山广场举行，主会场设在辽宁宾馆门前。“10月1日，沈城红旗飘飘、歌声嘹亮，入夜灯火通明，锣鼓喧天，秧歌队、宣传车络绎不绝。”“10月2日，全市各界50万人民在中山广场举行大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文章中写道。画面上，老百姓的脸上都喜气洋洋，手拿鲜花的少先队员走在最前面。图片背景还能清晰看到如今的沈阳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庆祝仪式结束后，全城大游行从中山广场出发，沿南京街向南，走中华路，经沈阳站，再向北前进。

　　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山广场进行了多次改造，1956年对中山广场进行了第一次改造，在广场中心新建了喷水池，烘托了广场的气氛。现今中山广场宏伟壮丽的景观是在1969年进行的大型改造中奠定和形成的。 当时为纪念建国20年，中山广场进行大规模改造，1969年5月7日改造工程正式破土动工，一期工程同年9月28日竣工，二期工程于1970年5月13日开工，同年10月1日竣工。

　　雕塑背后的故事

　　在1969年改造中，在广场中央建起一座高达10米的大型毛泽东全身塑像，底部建有以建党以来，武装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的革命纪念群雕。

　　这组雕塑作品的名称为《毛泽东思想万岁》。在全国，以毛泽东塑像为主，周围衬以巨型群雕的，也只此一处。有美术理论家在总结文革时期雕塑作品时，以艺术技法并结合现实来审视，认为这件由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创作的作品和四川美术学院创作的《收租院》，是那时期出现的两件精品。

　　这件作品由著名雕塑家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的田金铎先生领衔创作。当年，田金铎等几位雕塑系教师成立了创作组。创作方案出来后，由于作品体积太大，沈阳军区特地在郊区找到一处空军的飞机修理库，供创作使用。创作中，为了更生动准确的塑造人物，创作组提出要用人体模特。他们在画报上看到一个火车司机的形象很符合创作的要求，有关部门真的很迅速地从天津铁路局把这位职工请到了沈阳。

　　为创作这尊主席塑像及群雕，田先生和他的同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现在，只要同鲁美雕塑系出来的人谈起这件作品，他们都会很钦佩地说：田先生他们，一厘米一厘米的扣，一厘米一厘米的过。（扣、过都是雕塑术语）

　　此组雕塑的材质是合成树脂（俗称玻璃钢），在那个时期，这种材料在我国还很稀有，多为进口。这组作品创作历时三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玻璃钢雕塑，也是雕塑界公认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大概是因为这个艺术价值的考虑，在“文革”结束后，拆除塑像风中，沈阳侥幸的保留下来这道历史的风景。

　　古老建筑见证历史

　　和上海的外滩一样，中山广场聚集了许多老建筑群，其中有辽宁宾馆、有沈阳市总工会等。在1929年建成时，是沈阳最大、最豪华的宾馆，也是全国范围内最早出现的高档连锁旅馆之一，仅在东北就有7家。1950年3月1日，访苏归来的毛泽东也下榻在辽宁宾馆……专家表示：一个80年里从未改变过用途的建筑，除了历史价值、文物价值，更显示了它的文化价值。

　　走进辽宁宾馆，与走进沈城任何一家豪华宾馆的感觉都不一样，迎面感受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气息。用手触摸宾馆的墙壁，一块块绿色的瓷砖已经有近80年的历史，大堂台阶两侧是一座座欧式拱券廊柱，天花板上的雕刻和吊灯70多年来从未做过变动，大堂两侧木制旋转楼梯台阶上铺设的防滑牛皮还是70多年前的样子。餐厅的巨大木门、衣帽间里的贝壳雕刻屏风仍散发出古朴的味道。

　　除了中山广场雕像、大和旅馆旧址外，广场的四周还有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奉天警察署、三井洋行大楼、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奉天支店旧址等建筑，直到今天，这些建筑仍在使用中，成为见证沈阳历史不可多得的老者。记者 关切
　　关切 摄

今年秋天有点冷

　60年，承载着沈阳市于洪区高花镇东狼村一个69岁老人的思乡梦。

　　60年前的梦里面，有他和爷爷一起住过的大房子，有爷爷赶过的马车，擦拭的锄头、镰刀……

　　成长 让他离开了家乡

　　60年前，9岁的夏立尊跟着爷爷住在沈阳的老房子，爷爷的碾子、锄头、篓子等农具是他的玩具，伴随着他不断成长。爷爷每次擦拭农具，都会说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要学会用它们，但小时候的夏立尊只是觉得，这些只是玩具。

　　渐渐地，当年的孩子长大了，进城上学并选择了工艺美术，然后结婚、生子，为生活奔波。

　　但在夏立尊的内心深处，和爷爷住在一起的那个大房子，却时时闪过脑海……

　　怀念 为了梦回到家乡

　　60年后，当年的孩子也变成了爷爷，但夏立尊忘不了心中的梦。为了这个梦，回到于洪区买了一座房子。

　　有一天，夏立尊拿一枝小柳条在地上画着圈，回忆着童年，他突然想到可以自己制作心中的梦。于是，碾子、马车、犁等微型农具一个个出炉，一个缩小版的老房子渐渐成型，没有图纸，所有形象都通过自己的记忆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制作出来了。

　　没事的时候，夏立尊会叼着烟看着一件件自己制作出来的“梦”，好像又回到了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候。

　　梦想，在现实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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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衲老矣，却记忆犹新。看此君文章却感不足。94岁历史，文革时期犹如中年、壮年，怎能一略过？老衲老矣不敢补齐，尔等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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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改造的消息传来，中山路上中山广场以东有望建成千米长欧洲风情街，改造后的中山路将是一条集餐饮、休闲于一体的具有浓郁欧洲风情的繁华街道。

    在改造中，和平区的指导思想是保护挖掘中山路上的老建筑，本着现有建筑形态修旧如旧原则，恢复欧式建筑的原貌。

    中山路163号，一栋不知名的建筑，门前挂着沈阳市对外经贸协会等牌子，一楼分别成了自行车销售部、彩票站以及小商店。

    绕到建筑的背面，记者见到了在这栋建筑里工作30余年的张绍义，整栋建筑里大家公认他是对这栋建筑了解最多的人。这位1975年就参加工作的老人为难地告诉记者：“这肯定是老房子，但是它不著名，没有人知道它的历史。”

    在整条中山路上，充满了这样有历史却没有名字的建筑。

    梯形和三角形建筑

    中山路最早被称为昭德大街，最初形成于上世纪初。1919年日本占领沈阳后，中山路被改名为浪速通。

    当时，日本人占领沈阳后，将沈阳站向外发散的马路都改成日本名字，并开始修建各种建筑。其中，在中山路从今日胜利大街到和平北大街的大概千余米的一段，修建了大量的欧洲风格建筑。

    特别是在这条路穿过的中山广场周边，一圈的欧式建筑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建筑群，因为金融机构多会聚于此，甚至有人将这里称为沈阳的外滩。

    很多人初到中山路都会很迷糊，除了因为这里迥异的建筑风格，迷糊的还有方向感。中山路虽然叫路，但它不是正东正西方向，而是以沈阳站为原点向东北方向延伸，导致这条路的许多路口都形成了三条街道交叉的情况，所以这条路上的很多建筑都处在六岔路口。于是形成了梯形建筑和三角形建筑频现的局面，虽然奇怪但是也恰好更加契合欧式建筑的风格。

    像中山路163号这样的梯形建筑更不胜枚举。

    中山广场

    从沈阳站到中山广场一段中山路，是沈阳市著名的商业街区太原街的一部分。再向东北行，便到了中山路上重要的一部分中山广场。

    中山广场是中山路上一段可以铭记的历史。与很多老建筑相比，中山广场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有明确的历史地位，不久前，它和周边建筑升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沈阳市文化局相关人士介绍了这里的历史。中山广场于1913年开始修建，时称大广场，是当时日本在满铁附属地内建设的第一大广场。1919年，大广场改称为浪速广场。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大，日本对中山广场的建设也不断扩大，先后在广场周围修建了大和旅馆、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奉天支店、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奉天警察署、朝鲜银行奉天支店、三井洋行大楼等建筑，形成了中山广场周围有特色的建筑群。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浪速广场更名为中山广场。

    为纪念建国20年，中山广场于1969年进行大规模改造，毛主席像和周围群雕从那个时候开始与中山广场联系在一起。

    沈阳“外滩”

    中山广场是三条路的交叉口，它们分别是南京街、北四马路和中山路，所有老建筑都呈圆形分布在这个广场周围的各个路口附近。很有趣的是，所有老建筑的地址都是以中山路排列的。

    大和旅馆即今日的辽宁宾馆是中山路97号，位于中山路和南京街交叉处西南口；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奉天支店即今日的沈阳市总工会办公楼，位于北四马路和中山路交叉处东口，是中山路101号甲；奉天警察署即今日沈阳市公安局办公楼，位于南京街与北四马路交叉处西侧，是中山路106号……

    不难看出，这一系列的建筑都是沿着中山路而建的，因为有了中山路，被誉为沈阳外滩的中山广场周边建筑才有了可能。这些建筑成了中山路上的辉煌。

    沈阳市总工会的办公楼，最初建于1922年，是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奉天支店。1931年9月1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到这里。建国后这里成为沈阳市总工会的办公地点，新主人在建筑的后边又扩建了相似风格的建筑，并且将前脸租给银行使用。

    走进这座老办公楼，楼梯光滑，木质扶手都保持着当年的样子，特别是顶层举架很高，并有窄窄的楼梯通往屋顶，完全的日本建筑风格。沈阳市总工会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这里的木门也都是当年的，“结实得很，从没坏过。”

    由于周边的建筑目前多为银行使用，于是这个广场也充满了商业的气息。其实，从历史上看，这里也是传统的商业会聚之处。

    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位于中山广场西侧，始建于1924年，1925年9月30日竣工，是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设在奉天的分行。建国前曾为远东银行，1949年后改为工商银行。朝鲜银行奉天支店位于中山广场东北，建于1920年，是日本朝鲜银行设在奉天的分行。建国后这里改为沈阳真空技术研究所，现为华夏银行使用。三井洋行大楼位于中山广场北侧，建造于1937年，是日本三井财团设在奉天的私营银行。建国后，这里曾先后为沈空司令部、警备区司令部，1962年为辽宁省电子局。

    有历史的无名建筑

    从中山广场向东到和平大街的一段中山路，就是和平区希望进行改造的一段路。这一段路上，两边看起来具有欧洲特色的建筑很多，但是像中山路163号的建筑那样，它们的历史不够知名，尽管静静地伴随我们走过岁月，却没有被人们记得。

    从这里开始的一段路，短短千余米，记者走了两个小时。不仅仅是因为不时停下脚步惊叹于眼前建筑的魅力，还因为每栋建筑不可探知的历史。因为大多数都是出租的房子，所以真正居住于此的老户几乎不可见。

    停步于中山路152号，这座3层的建筑现在差不多一眼便可以洞悉：楼上有住户，一层分别是小卖点、发廊和串店。在一楼的楼梯口，一位陈姓大爷在炒瓜子，他搬过来也不过十几年，并不知道这栋建筑究竟有多老，“这房子太旧了，房主早就搬走了，我们都是租的房子住。”

    记者走上这栋小楼，电表上落着厚厚的污泥，楼梯为环绕的方形，当年是一个中空的环状楼梯，但是如今中间已经被砌成一件杂物间。家住在3楼的李大爷告诉记者：“这里原来是公安局的宿舍，我的老丈人是个老红军，当年就住在这里，那时候这里是很好的住处了，有暖气有煤气管道。”

    在这栋建筑附近的中山路163号，张绍义告诉记者，只知道这里原来是个旅社，仔细看每个房间的门上还有号，墙上还有床位号。“但是没有什么名人住过，不像辽宁宾馆，那里住的都是名人，这里没有名人来过，所以也没有让人记得的历史。”

    这条路，就静静地在这里近百年，见证过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掠夺，也经历着建国以后沈阳市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建筑是西洋古典风格与日本本土化揉合的结果，充满西洋古典复兴的样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经过改造的中山路，未来也许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近代建筑博物馆。

    本报记者高巍

今年秋天有点冷

今年6月9日是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此前一天沈阳市中山广场及周围建筑群被宣布升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由中山广场雕像、大和旅馆旧址、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奉天支店旧址等建筑组成的这个特殊的广场，几乎全面记录了日本对沈阳曾经的殖民侵略史。直到今天，这些建筑中的大部分仍在使用中，成为了那段历史的“活着的见证者”。

    6月9日，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这一天，位于中山广场西南侧的一栋欧式建筑里，一对新人在举行婚礼。

    这里，就如同上海人的和平饭店一般，一座留存的老建筑因为见证了中国近代史而成为浓缩的历史教程。80年前，这栋建筑的名字叫做大和旅馆，是日本少佐以上级别军官开会和娱乐的场所；今天，它的名字叫辽宁宾馆，对所有的游客和市民敞开大门。

    今年“大和旅馆”刚好80岁。“也算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是这只燕子，带着中国人太多的屈辱和泪水。”当时路过这里的一位大学生感慨道。

   连锁旅馆

    6月9日，原来的大和旅馆大餐厅里人声鼎沸，一反记者此前来采访时的庄重冷清，一场婚礼让古老的大厅显得热闹而充满活力。

    谁能想到，在70多年前，这里密谋过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50多年前，浩浩荡荡经过这里的车队是解放沈阳的解放军。风云变幻的20世纪，这座建筑几乎拥有了能让沈阳死让沈阳生的力量。

    在建筑的正门，左侧有一个由沈阳市政府颁发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大和旅馆旧址”六个字刻在中央。这个名字给建筑烙上了深深的日本的印记。

    据该宾馆的书记王海红介绍，1927年这座建筑开始修建之前，“大和旅馆”已经存在，那时只是沈阳站二楼的一排房间。第二年末，当这座建筑竣工以后，“大和旅馆”开始以整齐的容貌进入历史。

    在宾馆大厅，天棚的雕花图案和每个柱子上镶嵌的绿色瓷砖都是当年修建时放上去的，一直保持到今天。这座旅馆当年由日本南满洲株式会社经营管理，整个建筑鸟瞰时呈现“日”字型，有两个对称的天井。据说建成时堪称沈阳最大、最豪华的宾馆，也是全国范围内最早出现的高档连锁旅馆之一。“说连锁是因为日本人在东北就修了七家大和旅馆，分布在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王海红说。

    沈阳的大和旅馆被安排在中山广场的西南端，相交于南京街、中山路上。围绕着这个广场的路口四通八达，几乎成为所有外地人迷路的“百慕大”，其实当时设计这里是按照八卦的方式安排，而大和旅馆被安排在这个八卦之中风水极好的地方。建筑按照英国的建筑样式设计，充满了欧洲文艺复兴的风格，在宾馆今日财务的房

    间，一个储物间一样大的保险柜门上还有英文字样。

    侵略沈阳的指挥部

    因为当时太原街附近均为日本的租借地，因此这座建筑也几乎变相成为租借地的中心区域。从营业开始，这里就成为日本关东军等机构的军政首脑下榻和聚会之处。据介绍，当时的规定是只有军衔在少佐以上的日本军官才有资格进入这所旅馆。

    这样一座建筑，在“九一八”事变中所起到的不光彩的作用几乎不用任何怀疑。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关东军中的激进分子就长期在大和旅馆聚会，策划侵占沈阳乃至中国东北的阴谋。

    “九一八”事变当天，这里成为日军的指挥部。当晚，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接到柳条湖爆破电话后，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连下了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和沈阳，随后“大和旅馆”院里日军240毫米重炮开始袭击……

    “在解放后接管这里时，我们曾经在防空洞中发现部分武器。”现在的辽宁宾馆副总经理冯恕俭听宾馆里的老前辈说过。当事变发生后，日本为加速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地统治，于1932年2月16日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了“东北政务会议”，筹划建立降日傀儡政府。此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并对傀儡政权中的职务进行了分配，会后不久，伪“满洲国”宣布成立。

    现在的辽宁宾馆第三餐厅，房间的格局、装修基本保持原貌，而所谓的原貌正是那次会议的影子。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不愿回忆，这个餐厅大门总是紧锁，不像其他餐厅那样可以随意进出，也许是为了忘记这段痛苦的回忆。

   解放沈阳的标志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接管这里以后，蒋介石等人多次来到这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就是在辽沈战役开始之前。“那时，蒋介石在这个餐厅中召集高级军官开会督战，几乎所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集中在这里。”冯恕俭指着宾馆的大厅说。

    这个大厅正是后来多次被用作婚礼庆典的餐厅。餐厅中部分柜子还是80年前的家具，棚顶的紫铜吊灯现在都已经无法再配置新的，每一个都堪称绝版。

    可惜当年蒋介石的心情绝对不可能有今日新人那般愉快。1948年11月2日黄昏，沈阳解放，陈云同志带领军管会主要干部和卫戍部队从铁岭启程，乘17辆汽车开入沈阳，按预定部署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接管工作。11月3日，xxxx中央东北局在这栋建筑中召开了成立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会。陈云宣布：这座宾馆成为接待xxxx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军区主要领导的地方。

    一座建筑的命运就这样发生了绝对性的逆转，她

    不再蒙羞，不再身不由己，进出者从侵略者变成了亲人。新中国成立时，这里还是沈阳人民欢庆胜利的场所。

    “从沈阳解放到上世纪70年代友谊宾馆成立前，辽宁宾馆都是沈阳接待规格最高的宾馆。那时这里几乎包揽了所有国家、省级外事接待工作。特别是80年代前，这里从不对外开放，工作任务由上级布置，客人由有关方面安排。”冯恕俭告诉记者。

    活着的“展览馆”

    在大厅门前，有一个一人多高的镜子屏风，四周镶嵌着贝壳构成的图案。自从宾馆建成它便在这里，映出了80年来经过镜子前的人和事。工作人员说，曾经有日本人出价百万想要购买，被他们拒绝了。

    不久前，当年在战争中作为战俘曾经被关押在奉天战俘营的英美老兵重回沈阳行，其中的一站就是辽宁宾馆。尽管时隔久远，然而老兵们的记忆仍旧清晰。

    那时，是1945年8月底9月初，美国战略情报处“奉天战俘营救小组”的成员入住这里，在解救了被关押在奉天战俘营之中的数百名英美战俘之后，战俘们被安置到辽宁宾馆暂住，在这里度过了战场上的一段“幸福时光”。

    到现在老兵们重回时，这里仍旧是一个旅馆，看到了改了的名字和没有改变的实际用途。

    历史专家认为，这是一个从建成到现在80年来从未改变过用途的建筑，持续着自己的历史价值，并且作为经济的产物发挥着作用。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这座建筑仍旧活着，成为活着的展览馆，活着的历史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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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王府后巷，位于北中街附近，因为地处清十王府以北而得名。

　　时代仿佛完全忘记了这里，至今它仍旧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和一条条狭窄的胡同。然而，这里的青砖瓦房是百余年前普通民众生活的标本，夹杂着现代人生活在这里的气息，今昔对比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当太阳的最后一抹光辉照射到十王府后巷窄窄的胡同里时，龙凤胎兄妹小枫和小叶（化名）蹲在地上捡石子的影子被拉得老长，脸的轮廓闪烁着古铜色的亮光。

　　他们俩成为十王府后巷的居民刚刚20个月，巷子中四通八达的小胡同成了小兄妹俩的天堂，还穿着开裆裤的他们每天在胡同里玩土，任凭苍蝇在他们身边盘旋。

　　在这两个孩子还没有形成意识的小脑袋瓜里，胡同只是胡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他们不会知道，那街巷名字中沾染的贵族气息和岁月的无情消磨，那些在巷子里住了一辈子的白发苍苍的老人的叹息，那些不得不与家里几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的年轻人的期待……

　　居住了上百年的老户

　　82岁的董雅南老太太有九个子女，其中七个住在沈阳。一周七天，每一天会有一个孩子回到母亲身边陪伴老人家，也回到自己成长的地方———十王府后巷黄家大院。

　　1941年的某一天，十王府后巷一户黄姓人家办喜事，乌黑的大门两厢贴着大红“囍”字。邻居们都在等待着一对新人回来，据说新过门的媳妇要被新郎官黄斌用小轿车接回家，中间还要在奉天城鼎鼎大名的饭店鹿鸣春摆下酒席。

　　那时，院子大门黝黑发亮，两侧的上下马石那么气派，迈过高高的门槛，17岁的新娘子董雅南就这样第一次进了十王府后巷黄家大院，正房东屋是当时的新房，她这一住就是60余年。

　　记忆从60多年前回来时，董老太的表情仍旧很温和，她指着左手边说，“原来这边是万字炕，墙上供奉着祖先，后来东边的炕拆掉了。”

　　万字炕是满族房屋的传统居住习惯，除了进门一侧，屋子的另外三面都是炕，沈阳故宫中很多房间保持了当年万字炕的布局。董老太的婆婆曾氏是满族，属于满洲镶蓝旗。当年曾氏嫁入黄家时，满汉已经可以自由通婚，而那时这院落才刚建成不久，庭院规整，方砖铺地，院子中间还有二道门，从那时算起，黄家在这里居住了上百年。

　　看房人成了新主人

　　像黄家这样，在十王府后巷居住的人家，早年不过十来户，每户都是完整的四合院青砖瓦房，大家庭的各房分居其中，最早可追溯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到了“日伪”时期，很多人家为了避难举家搬迁躲到北京，沈阳的房子便空了出来，有些找到朋友亲戚来看房子，孰料此去经年再没返回，房子便由后来人分散居住，几家共住一个院子的情形才越来越多起来。

　　75岁的朱老太住在十王府后巷最东侧，一走出家门就是马路，对面是已经改成练车场的一片空地，几年之前那里还是一片平房，被俗称为曹家大院。“那个院子修得较晚，但是特别宽绰，是那种正房七间、东西厢房各七间的大四合院。”

　　现在，和她住了大半辈子的老邻居家拆迁完毕，每天下午她都面对着那片空场的方向接孙子放学回家，眼前的空旷似乎总难以与过去的回忆连接起来。

　　朱老太原是辽阳人，丈夫来沈阳当学徒，做些零碎的手艺，后来家乡生活困难，朱老太才带着孩子来到沈阳投奔丈夫，至今她还清晰地记得她经过大南门进沈阳时，高大的城门带给她的震撼。那时丈夫刚好在这里为原来的主人家看房子，原主人再没有回来过，于是小夫妻俩就和许多当时暂住这里的人一样，在这十王府后巷落地生根，一晃过了半个世纪。

　　与商业密切相关的居住区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讲述了十王府后巷的最初形成：“中街当年叫四平街，属于繁华的商业区，十王府后巷因为距离近成了很多小商人居住的地方，住户虽然算不得大富大贵，但是也算家境殷实。”

　　黄家便是如此。“我的爷爷公公是个老中医，”见记者迷惑“爷爷公公”这个称谓，董雅南老人笑着解释说，“就是我公公的父亲。他曾在同善堂当大夫，同善堂是当时国家开的一个慈善机构，专门收留老人和孤儿，我爷爷公公每个月有五两银子的薪俸，当时家里人口很少，只有一个儿子和媳妇，四口人生活得很宽裕。”

　　黄家祖辈的这段经历在邻居街坊里被传为了前朝御医的故事，虽然离谱但是可以看出，对于大多数当年住在这里的“自由职业者”，这户有着事业单位工作岗位的老街坊还是被很多人高看一眼。

　　至今在巷子的西侧，还有一间存在了百余年的古屋，本来是当年一家商店的仓库。如今这里仍旧是仓库，看库人依稀记得，建国以后这里最初属于军人商店。仓库里木头柱子几乎腐朽，通向二层的木质楼梯每走一级都发出吱吱的声音，扶手已经残缺不全。看库人说，房子虽老，但是这里从来没有耗子。

　　临近商业区，是当年这巷子存在的根基，也是如今这条巷子混杂局面的成因之一。巷子临北中街的一侧，房屋都被改成了小门市，卖各种自行车以及配件；从胡同口进入巷子，民居两侧有妇女在洗衣服，有人在打麻将，口音也是五花八门。

　　记者随机询问了几户，都是从外地来沈阳的人，前文提到的龙凤胎兄妹也是如此，他们的母亲是江西人，和丈夫来沈阳做些手工缝纫之类的活。全家搬来十王府后巷只有两年多的时间，每个月的房租是300多元。“原来住的地方拆迁，我们就搬到这里，如果租楼房住太贵了。”

　　商业越繁荣，就有越多的打工者聚集到这里，以至于老户反而越来越少。董雅南老太家的四合院中，除了她居住的南屋，东西两厢原本是大伯和小叔等亲戚居住，亲戚们搬迁以后房子转租给别人，租住者随处在院子中加盖外屋，院子也就渐渐变成了一条小路，无形之中把她这位居住时间最久的老户隔绝在黄家大院的最深处。

　　关于拆迁的等待

　　董雅南最初在黄家的日子是随着时代的动荡一天天衰落下去的。困难的时候，全家人每天早晨喝高粱米粥、晚上喝小米粥，上学的孩子每天给一个大钱吃中午饭，而在家的董雅南和婆婆没有午饭。

　　建国以后，丈夫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毕业后长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董雅南一个人拉扯九个孩子长大成人，苦日子慢慢熬过来，门前那棵种于上世纪60年代的大树如今已然参天，董雅南和黄家大院也逐渐老去。

　　丈夫过世，房子年久失修被相关部门定为危房，这些都让董老太一个人居住的生活愈发凄凉。可老人不愿搬家，这个院子铭刻了太多她的生命印记和她对这个家的爱，而她只以一句“老了，还是自己的家好”随意带过。

　　整个下午，老人在和记者聊天的过程中，都很轻松地坐在炕沿，炕左边是自己当年陪嫁的柜子和箱子，炕右边是婆婆嫁来时陪嫁的衣柜，而她的身后是屋子的北墙，墙上有一个个被雨水浸渍发霉的黑色圆形痕迹，坐在这里仿佛就会沉入历史。据说，黄家大院这栋房子的最后一次修缮是85年前。

　　与董老太对这里的留恋不同，住在这里的年轻人需要的是摆脱这里的简陋，得到良好的生活条件。记者走在十王府后巷里，不止一次被人询问是否来确定拆迁事宜的工作人员，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坐在路边晒太阳，他盯着记者问：“是要拆迁了吗？家里四五口人挤两间屋子要住到什么时候呢？”也有人对拆迁怀有担忧：“要拆了，我们能搬到哪里去呢？”

　　曾经有传言这里将会作为历史民居成为旅游景区，这当然好，因为这条窄窄的胡同记录了百余年前沈阳普通民众的生活常态，岁月越流逝这里留下的就越令人珍惜；也有说法这里将会拆迁，住在这里的人也将住上楼房，这同样好，因为每个人都有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

　　人们需要的只是，缩短等待。

今年秋天有点冷

　　确切地说，“十王府”并不是一座王府。

　　北中街路19号，是一座独立的院落，黑色的大门后是一栋黄色的二层小楼，屋角残缺，窗户上玻璃破碎，在墙上有一块明显的牌子，“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清豫亲王府遗址”。

　　十王府后巷就分布在这座建筑的四周，说起这座建筑，附近每个人都会告诉你，“那楼就是十王府啊！”

　　清豫亲王，所指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多铎，生母为阿巴亥，他与阿济格、多尔衮为同母兄弟。在努尔哈赤有资格封王的儿子和侄子之中排在十王，因此他的府邸被称为十王府。

　　在很多清宫影视剧中，多铎还是努尔哈赤去世时那个痛哭流涕的小孩。据说，努尔哈赤在世时，多铎年纪小且母亲身为大妃，因此极受宠爱。13岁时，多铎不得不面对父母双亡和宫廷斗争，由此愈发狂放不羁，崇德三年因军前私自携带妓女被降为多罗贝勒。

　　1644年他随清军入关，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而后入京，攻陷扬州、杀史可法、制造“扬州十日”、俘南明弘光帝朱由嵩等多次战役都有多铎参与其中，乾隆帝称其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不过多铎年仅36岁便离开人世，死因是天花。

　　除了十王府的一座影壁如今被保存在沈阳故宫中，王府其他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所谓的这座清豫亲王府遗址，其实不过是当年王府的所处位置，原王府建筑在“日伪”时期被拆除，原址上建造了这座二层小楼，据说是供当时一位与日本做生意的商人居住。后来这座小楼也逐渐废弃。

　　小楼里边，木质地板已经松动，地上堆放着杂物，大厅的房门上写着餐厅二字，似乎这里在后来曾经被当作过旅店。其他一切，都看不出任何与王府有关的痕迹。

　　一位看房子的大爷把记者让到院子里，他并不知道这里的历史，只是不住地叮嘱记者，房子已经是危房，可能会重新装修，进去很危险。

　　本组稿件由 本报记者 高巍 采写

　　本组图片由 本报记者 吴怀宇 摄

今年秋天有点冷

曾经辉煌的老北市

  老北市场“三教九流杂巴地”的民间传统文化，沉积着悲凉沧桑的民国文化气息，高楼林立、街路宽阔、店铺林立、霓虹闪烁的新市区，彰显着现代的文明，风靡全国并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东北大鼓和奉天落子就是从这里唱响的，这些都为皇寺广场增添了别样的文化品位。

    置身皇寺广场，呈现在眼前的是浓厚的民族、民间、民俗、宗教色彩，你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织。著名的皇家寺院实胜寺和全国唯一的锡伯族家庙，以及庄严威仪的清朝十二帝的塑像都建在这里。红墙青瓦，雕梁画栋，晨钟暮鼓与神秘的“白骆驼驮金佛”传说和悲壮的锡伯族西征戍边故事交相辉映，构成了浓郁的清文化氛围。

    实胜寺是沈阳最早的喇嘛寺院，因是清太宗皇太极赐建的寺刹，因而又名皇寺。又据说，喇嘛教当时有红、花、白、黄教之分，而皇寺喇嘛为黄教，戴黄帽，加之当初寺院建筑均为黄色，因而又有“黄寺”之称。

    实胜寺始建于公元1636年(清崇德元年)，竣工于1638年(清崇德三年)，占地7000余平方米。实胜寺建筑恢弘、气势雄伟，分前后两院，布局完整。院内青松翠柳，殿宇辉煌，黄绿掩映，浑然一体。以山门、天王殿、大殿为中轴线，大殿为全寺的主要建筑。前院两侧有钟、鼓二楼，“黄寺鸣钟”即为著名的沈阳八景之一。后院两侧为东西配殿和碑亭。大殿西南，建有玛哈噶喇佛楼，专供玛哈噶喇金佛。佛像旁供奉努尔哈赤、皇太极遗物。

金佛的传说

    玛哈噶喇金佛高约40厘米，重千两，立像，双手捧降魔宝杵。说起这尊金佛，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一则故事。
    清太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征服蒙古林丹汗，曾掠得大批宝物，其中有一只千两重的护法金佛，即玛哈噶喇佛。这尊佛又名“大黑天”，是蒙古各部最信奉的护法神。据说是元世祖时用千金所造，曾在五台山祭祀，后被林丹汗所得。林丹汗逃亡大草滩，喇嘛默尔根用白骆驼载着这尊大金佛来盛京向皇太极进献，结果白骆驼走到离沈阳城五里的地方便卧地不起，不久便死去。

    皇太极为表彰其驮运之功，遂在此地建起一楼，专供玛哈噶喇金佛。第二年，皇太极称帝后，又在佛楼旁建造佛寺，三年乃成，取名实胜寺。寺成之日，皇太极亲率王公大臣前来顶礼膜拜。

    实胜寺的主要建筑都是黄绿琉璃屋顶，与皇宫殿顶相当。管寺“达喇嘛”享受朝廷二品俸禄，掌有银质大印，足见此寺非同一般。皇帝每年正月上旬都要率领王公大臣及前来朝贺的蒙古各部王公到此拜佛，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历代皇帝东巡及皇亲国戚来盛京时，也多到此朝拜。乾隆皇帝执政期间，曾四次东巡，每次必临皇寺，并亲题“海月常辉”四个大字，笔力苍劲，颇具风采。而凡新到盛京上任的官员，第一件事也是前来参拜金佛。

    1946年寺庙失火，金佛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因为有了皇寺，使得荒无人烟的这一地区逐渐有了人家，并逐渐演变为集市，这才有了号称沈阳第一商埠的北市场。

    为了宏扬沈阳的清代历史文化，2000年，沈阳市和平区政府投资了近7000万元恢复修建了锡伯族家庙，修缮了实胜寺，还重塑玛哈噶喇佛和白骆驼雕像。此次重塑的佛像与白骆驼总重65吨，由房山汉白玉雕刻而成，共用石料100吨，由河北曲阳的工匠雕刻而成。

重新振兴的皇寺庙会

    提到皇寺广场，就不能不提皇寺庙会，皇寺广场是通过多年来连续举行的庙会、历史民俗特色胜出的。每年的“新春”皇寺庙会、“五一”皇寺庙会、“和平之夏”皇寺庙会、“金秋”皇寺庙会，都会吸引辽沈地区数十万市民争相涌向这里。

    庙会上举办曲艺专场、戏曲专场、杂技专场、二人转专场、绝技绝活专场等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舞龙舞狮、高跷秧歌、威风锣鼓、民族吹打乐等表演；恢复了老北市场跤王争霸赛，还有具有民族特色的锡伯族嘎拉哈比赛有奖灯谜竞猜、民间花卉大赛、民俗婚礼等活动。

    庙会常客王老汉还记得，2万多盏具有民间传统特色的大红灯笼，沿皇寺路两侧，由西向东一字排开，将皇寺路装点成“灯市一条街”。巨大的彩灯灯组也把北市场装扮成灯的世界、光的海洋。 记者 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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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策�衣蚬俚木�历

“正实收”也称作“实收”，是清代官府的一种收据，清地方政府在收到买官者交纳的银钱或实物后，要发给加盖官府印信的收条以作凭据，上面印写有“正实收”三个字。辽宁省档案馆保存有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1901年10月1日)由安徽巡抚王之春所发的安字第81号捐官“正实收”，长61厘米、宽32.5厘米，其主人的名字叫萧策璠。

    萧策璠生于1869年，是湖南省长沙府长沙县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安徽凤阳等地发生水灾，虽然清政府拨款救灾，但灾情仍很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当时担任安徽巡抚兼提督、皇帝钦赐勇号“超勇巴图鲁”的王之春向皇帝奏请开办捐纳，并按不同官员级别给予不同的打折优惠。“捐纳”也称“捐输”，是清代买卖官职的比较文雅的说法，即交纳一定数额的银两或粮食可获得不同的文凭出身或官衔。于是，为寻求一个好出身的萧策璠，便按照打折规定仅花费三折现银共32两4钱，获得安字捐监第49049号实收，捐为监生。

    1900年，由于安徽省库款空虚，没有银钱给士兵发饷，王之春无奈再次奏请开办捐输筹饷，规定如果是四品以上实职官员捐纳要按四折交现银，五品以下捐纳按三折交现银。因为清朝这种捐得的官员全部是候补官而不是实职，所以还规定：如果在捐纳收据上写明“遇缺即先补用”字样，即所捐的官职出缺时，能立即补缺担任实职的，要按八成实银交纳。于是，身在盛京的萧策璠便按照规定缴了37两8钱白银，报捐双月巡检，并于次年发给他此份实收，以便将来由户部换给执照。

    成为候补巡检后，萧策璠开始在仕途上谋求发展，将目光瞄准了正在开发机会较多的奉天。

    由于清代皇帝把东北视为龙兴之地，为了保护“龙脉”及风水不被破坏，对山林实行封禁政策。到了清末，由于日俄对东北的侵略，加上清政府财政困难，对部分山林矿产及荒地逐步解禁，成立了很多新的衙署，需要增加办事的官员，萧策璠于是抓住机会来到了盛京。

    此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后，沙俄派兵侵略东三省，清政府奉天当局专门成立了奉天交涉局，负责与沙俄谈判事宜，已经获得虚衔六品顶戴的萧策璠经过活动，被委任为交涉局委员。第二年夏天，盛京将军增祺鉴于东北办理对俄交涉事务繁多，对所有办事出力人员进行嘉奖，赏给萧策璠虚衔五品蓝翎顶戴。

    1904年，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在奉天开始丈卖荒地，有一个在营口当粮食经纪的河北人李老佐欲骗买荒地，因当时购买荒地需要有商号名人担保，便找到萧策璠，由萧策璠的家人王升持伪造的“扎萨克图王委派黎生公司桃源河招垦分局总理萧策璠”的名片陪同前去担保，后来经过官方查对，并不存在桃源河招垦分局，骗局被揭穿，因此，萧策璠被上司以“指荒招摇”之过交承德县（管辖范围在今沈阳）吏房看管，其买官收据遂存于档案中得以保存至今。

清代官员补缺分单双月

    萧策璠所捐的“双月巡检”之职是清代选拨官员的一种，即在双月时如果有巡检出缺可以参加候选。

    清朝规定，内外官员出缺，由吏部铨选，每月开选一次，称为月选。每年的2、4、6、8、10、12月为双月，1、3、5、7、9、11月为单月，每当有官位出缺，双月选应双月补缺注册之员，单月选应单月补缺注册之员，称做月选之法。双月称做大选，凡是初授官职者，均在双月开选；单月称为急选，而闰月则不选补官员。

    巡检为从九品官，是清朝府、州或县下属的杂职官员，职责是分防管捕或兼管水利，职权相当于现在县级的刑警队长或者是水利局长。清代八品以下候选候补官，由各省督抚取具保结加盖印信，造具年貌、三代、履历、籍贯等项清册，注明是否“过继”的字样，将公文及保结送吏部注册，自注册之日起扣除55天后参加月选。清代月选，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在每月的上旬选补，笔帖式在中旬选补，汉人官员则在每月的下旬选补。吏部将上个月25日之前出缺应补的汉官职位选定，按比例截取应选补的官员若干人。先是在21、22日司议，即由负责官员考选升调之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员外郎集中对应补的职位及截取的官员情况进行核对商议后上报。吏部尚书和侍郎们于23日对上报的情况堂议，定下应选官职名单，这个程序叫做“出叙”。汉官月选于每月的25日在天安门外由吏部尚书、侍郎会同都察院河南道监察御史掣签选定。

    清代的卖官买官有说法

    清军入关后，沿袭明朝的政策，允许百姓或官员交纳一定数额的银两或粮食后赏给不同的官职或头衔。为了更好地实行这种捐官制度，清政府在户部设立了常设机构——捐纳房，专职管理捐纳事务。

    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首次作出明文规定：士民捐助赈米50石或银100两者，地方官给匾旌奖；捐米100石或银200两者，给九品顶戴，捐多者递加品级。那些愿意捐纳银、米者，向该地方官具呈后，由地方官照数收捐，出给实收(即收据)，随收随向总督、巡抚呈报，由总督、巡抚向皇帝题明后转咨吏部，官员遇有缺即升，富户题明破格旌奖。

    最初，只有受灾地区才能开办捐纳，而且捐纳者也均须本地之人，为了能够得到更多捐纳的银、米，清政府于康熙元年(1662年)规定：捐银米不分地区，只要能一年内捐到规定的数额，就可以由地方官上报奏请皇帝给以奖励。

    康熙七年（1668年）又规定：各文武官员，捐银1000两或米2000石者，加一级；银500两或米1000石，纪录二次；银250两或米500石，纪录一次。进士、举人、贡生捐银及额，出仕时照现任官例议叙。秀才捐银200两或米400石，准入国子监读书；俊秀捐银300两或米600石，亦准送国子监读书；富民捐银300两或米600石，准给九品项戴，捐银400两或米800石，准给八品项戴。

买官也可以打折

    到了清末，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及农民起义不断，造成财政非常困难，尤其是咸丰朝，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太平天国，采取了各种办法卖官鬻爵，甚至可以打折大开捐例，鼓励商xxx行捐纳，以作为财政的补充形式。

    咸丰元年（1851），清政府颁发《筹饷事例条款》，规定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均可捐纳。同时为了鼓励捐纳，宣布卖官大减价。凡捐纳京官、外官、武官各种职衔，按照道光二十六年（1826）条例所载银数核减一成，即按九成收捐，这是第一次大减价。降价前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捐郎中为9600两银，而咸丰元年(1851)官价大跌，郎中6900两。

    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又制定《推广捐例章程》，规定按银数定例核减二成，即以八折收捐，并由户部预颁空白文武职衔及贡监执照，发交各省军营粮台，随时填发。这是第二次减价。

    咸丰四年（1854），捐纳官职的实际价格减到二成半，即以七五折收捐。这是第三次减价。

    咸丰七年（1857），又规定按半银半票收捐，由于票钞贬值，捐纳银数不及原额的六成，这是第四次降价。

    后来，户部无款拨给各省军需，便准许各省自行开捐。这个口子一开，如洪水决堤，不可阻挡，造成官吏队伍急剧膨胀。

    但是，捐来的官位大多是空衔，即便多缴银两捐补实缺，也要等待几年后才有机会授职。花二、三千两白银，捐一个七品知县的顶戴，最初的自我感觉是能够和县太爷平起平坐，但等到邻里中知县满街走，甚至知府、道员的顶戴日日相见时，反而衬托出真正县太爷的八面威风。虚衔又怎么比得上实缺呢？投资是要讲效益的，这种官场投资不能换到原来期望的实际效益时，捐纳市场就不免走上“熊市”了。道光中期捐一监生需银100两，到咸丰七年（1857）仅需17两银子了，捐的人也不踊跃。

    然而庞大的军费开资不能允许捐银数量的下降。于是原来标榜为自愿的捐纳，开始变成了上门劝捐或者带兵勒捐了，许多绅商畏惧官府的权势，只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银子去换几张空头官衔的黄纸。

    人们常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来借以比喻清代官场的腐败，李宝嘉的小说 《官场现形记》更是将清末官场的丑陋揭露得淋漓尽致。其实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卖官搂钱是其一贯的政策。辽宁省档案馆所存的反映清代捐纳制度的买官收据——— 正实收，就是清政府卖官搂钱制度的实物证据，从侧面揭示了清代官场腐败的一个根源。

捐巡检正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