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有点冷

　　辽宁人民艺术剧场，简称辽艺剧场，曾是南市地区的标志性建筑物，自1919年原址设计修建戏园子以来，这个舞台就一直汇集了各个艺术种类的名家。

　　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更成为见证辽宁话剧发展的地方。直到上世纪90年代，原院址拆除，新的世纪初在市府广场东侧新建了现在的辽宁大剧院。

　　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百年，辽艺剧场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那段记录着辽宁地区话剧艺术发展脉络的记忆依然鲜明清晰。

　　在沈阳城市建设的步伐中，辽艺剧场是随着时代变迁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的建筑之一，尽管当年这座老建筑给沈阳人带来了无数骄傲。

　　“所有的座椅都是沙发式的，套着白色的椅套，每十几天就要换洗一次，那里是艺术的殿堂。”在辽艺剧场工作了数十年的李福祥老人深情地回忆。

　　曾为南市场标志性建筑

　　曾担任和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黄卫东老人是个话剧迷，对老辽艺有着很深的了解：“辽艺剧场原是奉天大舞台，坐落在南市场八卦街西北端，也是南市场最早最大的建筑之一，曾为南市场标志性建筑。”

　　据说辽艺原址是一个烧窑取土形成的大坑，被填平后于1919年由商人孟亚新出资，经日商大仓组建公司设计修建，取名叫奉天大舞台，可容纳观众1300人左右，占地2997平方米，号称当时最新式、最大的戏园子，主要演京、评戏以及其他剧种。

　　1927年2月，商人谢世煌将其承租，改名东北大戏院。从此，该剧院开始上映中国和外国电影，但时间不长，由于种种原因，经营情况不佳。1929年末，该剧院又转租给另一个商人李相三，继续开东北大戏院。直到1931年以后，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东北大戏院濒于倒闭，时演时停。

　　“1935年‘伪满’政府下令废除一切东北字样，东北大戏院被迫易名为东安电影院，演无声电影武侠片。”黄卫东介绍，1938年10月1日，伪东省实业株式会社在日本势力的支持下，掌握了东安电影院的房产权，将李相三逐出，转租给日本人山本熊太郎，更名开设“国际剧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接收大员李冠群接收了此剧场，将“国际剧场”更名为上海大戏院。当时，它与南京电影院（东北电影院）、大光明（沈阳市文化宫）合称为沈阳三大影剧院。

　　与辽宁话剧共同发展

　　其实，中国话剧始于1907年，那年由中国戏剧工作者自编自演的五幕新剧《黑奴吁天录》上演，标志着中国话剧的诞生，1910年话剧传入辽宁。

　　在沈阳，1939年夏，金山龙、杨若朱、王宗仁等人创立沈阳业余话剧团，上演丁西林的话剧《无妻之累》，该团后与奉天话剧团合并，改名为“国际剧团”，先后在当时还叫“国际剧场”的辽艺剧场演出了《屠户》、《塞上烽火》、《夜深沉》、《生命线》等话剧。

　　1951年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剧团、剧场合一。1954年剧场开始修建后楼，扩修演员休息室、化妆室，更换了舞台上的台板。1954年7月以后，改为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话剧在这个舞台上开始了自己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

　　老职工李福祥1960年到辽艺剧场工作时，刚刚19岁，是全剧场里最年轻的。

　　“当时我负责舞台上的背景，剧院那时候特别强调的是艺术至上，走廊的墙上挂着的都是国内外的艺术名人，每个观众来了以后先到存衣处存衣，所有的座椅都是沙发式的，套着白色的椅套，每十几天就要换洗一次。”李福祥回忆。

　　那时候，全剧场工作人员一共20多人，其中有人专门负责烧热水，有人负责小卖店，卖的东西哪怕是苹果都是论包的，以便最快速度卖给需要的观众。

　　“剧场里话剧没少演，像《家》、《日出》演出的时候，来看演出的人骆绎不绝，前一天晚上就会有来排队买票的人。”李福祥说。

　　在李福祥的工作空隙，他就守在舞台边上看表演，从郭颂演唱的《新货郎》到祝希娟表演的话剧《无事生非》，工作性质硬是把这个原本完全不懂“追星”不了解戏剧的人变成了半个行家。“看的时间久了，听声音就知道是谁，焦晃曾经在辽艺演出过，后来我一听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康熙那声音，就知道这是焦晃演的。”

　　剧场的凤凰涅槃

　　说到辽艺剧场，说到辽宁话剧，就无法不提到那些为中国话剧奉献一生的老艺术家们，其中李默然、王秋影、陈影等都曾在辽艺剧场演出，《兵临城下》、《甲午风云》、《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报春花》等深受喜爱。

　　黄卫东老人清楚地记得，当年话剧最红火的时候，他正是个忠实的话剧迷，因为家住附近，经常过来看剧，同时也偶尔会在剧场周围看见自己的偶像。

　　“在剧场附近有个小烧卖馆，我看完话剧后经常去那里吃饭，有一次我竟然看见了大明星王秋影。当时饭馆里人特别多，所有的桌子都满员，我看见王秋影就端着烧卖走到了窗户前，把碗放窗台上，站着吃了。我当时就偷偷笑，想这么大的明星也和普通人一样排队买东西吃饭啊。”

　　时间流逝，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普及，话剧的观众越来越少，能进剧场的人就更少了。同时，老辽艺的建筑也经不起数十年的风吹雨打，在相关检查中被认定存在一定危险。到了1992年夏天，这座经历了近百年历史风云和见证了半个世纪辽宁话剧历程的老建筑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轨迹，卸下了肩上的重担。

　　不过，辽宁的话剧艺术仍旧在前进，人们仍旧需要艺术殿堂的存在带给日常生活一丝高雅的享受，2001年易地重建的辽宁大剧院重新开启了辽艺剧场的生命，接过了辽艺剧场的责任。

　　在新的辽宁大剧院工作一年后退休的李福祥说，看了那么多戏剧，最后喜欢的还是话剧，好像能有很多共鸣，有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

　　其实在欧洲，话剧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话剧培养了一代代的观众，而一代代观众在将思考和娱乐这两者有机结合的同时促使了话剧的发展。

　　本报记者 高巍


    百年来十大经典话剧

　　1907年中国话剧诞生，从那一刻起，百年来中国话剧经典不断。

　　《雷雨》：它是中国第一部可读、可演的话剧，它的诞生打破了此前中国只能演国外话剧的局面，是中国话剧史上演出场次最多、演出团体最多的杰作。24岁的曹禺因为这部话剧一鸣惊人。

　　《茶馆》：它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被外国专家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屈原》：在日本、前苏联、罗马尼亚等国上演共达600余场，创中国话剧在国外上演最高纪录。

　　《压迫》：以《压迫》为代表的丁西林喜剧，是中国最早成功尝试现代派话剧的典范，具有某种程度的“超前性”，在整个中国话剧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上海屋檐下》：这部戏的产生是中国抗战戏剧的先声，奠定了夏衍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白毛女》：它的出现及成功推广，为建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剧创作模式提供了示范效应。

　　《于无声处》：它将当代文学从“文革”长达10年的文艺禁锢中解放出来，使濒临绝迹的话剧再度振兴，并一度走在各种艺术形式的最前列。

　　《绝对信号》：1982年11月，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小剧场首演，开启了新时期小剧场运动的先河。

　　《暗恋桃花源》：四度复排让该剧成为享誉亚洲的经典之作，而集编、导于一身的赖声川被誉为“华语剧坛不可或缺的重量级人物”。

　　《倾城之恋》：张爱玲于1943年写成小说，翌年将之改编为话剧。61年后《新倾城之恋》延伸了原著结局，将主人公置于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在即将拆除的老房子里回忆往昔的爱情。

　　高巍 整理

今年秋天有点冷

为全面了解掌握东北各地历史人文地理，监督各市县的行政情况，加强殖民统治，从1937年开始，日伪当局将东北地区各市县官署九一八事变前形成的档案文献，全部集中管理。据档案记载，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收集东北各官署档案文献约250万卷，其数量之多，价值之珍贵，为全国首屈一指，成为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轰动东北文化界的一个重要事件。



东北档案集中奉天图书馆

    1937年5月28日，日伪当局下达训令：“查旧记者……兹拟将全国统一收集，行完全之管理，以期保存之完璧与利用之增进，著国立奉天图书馆统一管理。”

    同年6月1日，日伪当局为“旧记”收集整理事又专门致函奉天图书馆，对此次档案大集中做出严格规定：要求国立奉天图书馆长将各官署及地方自治团体保存的“旧记”统一收集、整理、保管，并将“旧记”收集、整理、保管及利用状况，随时报告，对外提供利用，必须开具理由，经同意，方可提供利用。

    该训令下发后，各地官署及自治团体统一收集“旧记”。至1938年3月，各地官署及自治团体已分别将保管的档案资料全部集结到“国立奉天图书馆”。至此，长期分散保存在东北各地的“旧记”实现了空前的集中，总数是250万卷以上。

档案堆放在大帅府

    大帅府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私宅。这所房子，原是辽沈道尹荣厚的公馆。1912年，张作霖进驻奉天，涉入政坛后将荣宅买作自己的公馆。1914年，张作霖在此大兴土木，拆除旧房子，建了一座三进四合院平房。1922年，又在四合院东侧，加盖了一所罗马式青砖三层大楼，整个帅府由东院、西院、南院组成，占地2914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7570平方米。1932年，“国立奉天图书馆”成立后，地址就设在这里。据档案记载：当时帅府“东院共有瓦房8间（传达室及东仓库）、砖造二层楼房上下计10间（前楼）、洋灰砖造三层楼房上下计大小24室及地下室10室（办公室）、铁筋洋灰造三层楼房上下计18间（新建书库）、洋灰砖造房八间（后仓库）；西院有瓦房63间（卷宗仓库）；南院有红砖瓦房26间（卷宗仓库）。”按照训令，各地将大量档案资料源源不断集中于此后，这些档案分别保管在帅府西院63间及南院26间瓦房内。

档案珍品多得是

    1932年，“国立奉天图书馆”成立后，将当时东三省博物馆、东北大学、冯庸大学、萃升书院及沈阳市内散存的汉文线装图书也全部接收进馆。同年9月1日，将文溯阁《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划归“国立奉天图书馆”。此外，“国立奉天图书馆”又将原存于沈阳故宫的盛京内务府稿档和册档(即黑图档)以及户口册接收进馆。1936年，投靠日伪的清朝遗老、著名学者罗振玉，又将得自清内阁大库的部分明代兵部档案(此部分明档已于建国初移交给北京故宫档案部)及清代档案“捐献”给“国立奉天图书馆”。加之东北各官署“旧记档案”陆续接收进馆，至1937年，“国立奉天图书馆”已颇具规模。据档案记载：当时“国立奉天图书馆”保存的档案图书资料共有：大清历朝实录57部119函、普通图书159720册、四库全书41464册、拓片1694张、各种地图约1000幅、盛京内务府档案52594件、盛京内务府册档985册、盛京内务府户口册4022册、内阁大库档案67271卷、东北各官署卷宗约250万卷。这些档案文献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珍贵无比，均属无价之瑰宝。现在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并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6件唐档就曾保存在“旧记整理处”。

“旧记整理处”进行了整理编目

    大批档案资料集中帅府后，为了便于档案资料的整理，日伪当局于1938年3月在“国立奉天图书馆”内专门设立了“旧记整理处”，主要负责收集、整理、保管明清及东北地区伪满政权境内各级官署、地方团体形成的档案。
    在“旧记整理处”成立近8年的时间里，人事及组织机构多有变化。在“旧记整理处”成立之初，共有职员70多人，在日本投降前夕，“旧记整理处”设有庶务股、经理股、司书股、整理股、编纂室等6个机构。“旧记整理处”处长兼“国立奉天图书馆”馆长，职员有39人，其中日本人4人，中国人35人。“旧记整理处”处长、司书官、庶务股长及经理股长等职务全部由日本人担任，只有1945年，因战时情况紧张，除馆长外，其他日本人都被征兵，此时司书官，庶务股长及经理股长等职务才由中国人担任。

   罗振玉得自清内阁大库的部分明代兵部档案(此部分明档已于建国初移交给北京故宫档案部)及清代档案移交给“国立奉天图书馆”后，基本上没有进行整理。清代实录、满文老档等，都是按清代制度在北京抄成后送盛京保存的，这些档案不存在整理编目问题。

    日伪当局集中东北各地的历史档案时，其主观目的十分明确，用日本人的话说是作为“国家各方面施政的重要资料加以利用”，其实质是用以巩固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上述档案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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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堂主：曲野
    堂主自传：1969年生，辽宁新民县人，现为辽宁省档案馆档案信息开发利用部馆员。

今年秋天有点冷

堂子街位于大东区南部，南起小河沿路，北至大东路，始建于清代，南部名为南土坑胡同，北部为堂子庙胡同。一九八九年，以街西北侧原有清初努尔哈赤敕建的堂子庙而命名为堂子街。

邓子龙放走努尔哈赤

    早年，人们把堂子庙俗称为邓大人庙，其地也叫邓大人胡同。其实邓大人庙只是堂子内西南隅的一座小庙。
    据《清史稿》记载：努尔哈赤、皇太极每逢出征、遣将、凯旋等重大军事行动，都要拜堂子，以求上天保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死后，清廷将他穿过的服装，即“太祖御服”及弓箭、佩刀等遗物，均收藏在堂子内供奉，终年严禁任何人入内。

    邓大人何许人也，他正是明代抗倭名将邓子龙。邓子龙字武桥，号大千，别号虎冠道人，江西丰城杜市镇邓家村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中武举，后赴福建、广东沿海抗倭，由小校升至把总。万历十一年（1583），任云南永昌卫参将，率兵激战攀枝花（今属四川），阵斩引缅甸军入境的木邦部罕虔，升副总兵。因虐待腾冲兵致兵乱，被夺职。万历十八年，受命立功自赎，率军与游击杨威部配合，平息丁改十寨起事，复副总兵，署金山参将事。

    邓子龙与努尔哈赤是什么关系？邓子龙是一个汉族将领，为什么成为满族皇室崇敬的对象？据考证，努尔哈赤欲起兵攻明，经常亲自微服到辽东一带侦察。一次，努尔哈赤被一支派往朝鲜的过路明军抓获，交给了开赴抗倭前线的副总兵邓子龙。努尔哈赤过人的胆识，深受邓子龙的赞赏。邓子龙便放走了这位后来开创了一个新王朝的开国大帝。

努尔哈赤为邓子龙立庙

    1598年4月，日本关白（丞相）丰臣秀吉派出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日军计划先占领朝鲜，然后再由朝鲜进一步侵占中国。朝廷任命68岁的老将邓子龙为副总兵，随总兵陈璘率水师赴朝鲜，参加抗击日军的战争。

    11月19日，在朝鲜釜山南面露梁海战中，邓子龙督水军千人、战舰3艘，充当前锋，隐伏于露梁津海峡北侧，断敌退路。日军反扑，68岁的老将邓子龙亲率200名勇士跃上朝鲜战船，与日军拼搏，壮烈牺牲。邓子龙殉国后，首级被敌军割去领功，遗体由所带家将运回丰城。用他生前自备的沉香木，制首级一个合殓，葬于故乡之土。

    为了报恩，努尔哈赤为在朝鲜阵亡的邓子龙立了庙，并把邓子龙的神位放入了清室最重要的圣殿“堂子”中祭祀，随着堂子迁往北京，邓子龙的神像一直在尚锡神亭中安放，直到清末，所以堂子又称“邓将军庙”。《清朝野史大观》中有一则《迎祭邓将军》，写的是顺治帝出东直门迎邓将军神位于大内供奉，顺治帝对如此大张旗鼓迎奉一位前朝将领感到大惑不解，便问手下大臣谁知道这个邓将军是何许人也。一位近臣说，这位邓将军，就是万历年间援朝殉难的邓子龙。

清室视“堂子”为保护神

    清末老太监信修明生前谈到堂子的“神秘”时说：“堂子者，乃清帝祭祖之另一处也，与太庙并重。然太庙因汉礼而定，堂子纯用满洲礼俗，祭时以夜，不能用灯，祭文用满洲语。闻殿上奉一无头将军。每元旦，皇上亲谒行礼，为无头将军换顶巾。将军即无头，顶上盖一红绸布，一年换一次，必皇上亲手撤换。据传将军姓邓，其名不详，明朝衣冠。”其实所谓的无头将军就是明朝将领邓子龙。

    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下令荣禄进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私下与联军保持关系的荣禄不想得罪列强，就找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清廷的堂子就在御河桥东交民巷使馆区，若炮击使馆，势必危及堂子的安全，堂子中有清室视为保护神的邓子龙的庙宇。荣禄正是利用清室对邓子龙的敬畏心理，达到了避战目的，果然，慈禧放弃了炮轰之举。由此可见，邓子龙在当时对清室影响之大。

    在堂子庙内大殿东南处还立有索伦杆，又称索摩杆，简译为神杆。上置放粮食等物喂鸦、鹊。据《满洲源流考》记载：“恭设堂子，立杆以祀天。”此物为清代上自皇室、下至民间百姓所盛行之习俗，如今沈阳故宫博物院内仍有此文物留存。

    如今，当年堂子街内的堂子庙早已倾圮,邓子龙这位爱国将领还是为人们怀念，邓子龙遗著有诗集《横戈集》、地理《风水说》、兵法《阵法直指》等。现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贵州、云南一带均有许多邓子龙的遗迹保存至今。不少地方和著名品牌均以邓子龙命名。在他的家乡，其墓地被列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的英名至今远扬，深受世人的崇敬。记者 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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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坐落有大清关外三陵的启运山、天柱山和隆业山上古木参天、树阵林立，轻风过处即可闻松涛阵阵。你可知道，关于陵寝树木的种植还相当有说道呢。
树木也有等级
    在陵墓上种植树木的制度起源于秦代，传说当年秦始皇朝秦山时遇雨，在一棵松树下避雨，后就封这棵松为“五大夫”，爵秩九级。而关于树木的级别在《太平御览》中也有详细的记载，有“天子树松，诸候树柏，卿大夫树杨，士树榆，尊卑差也。”之说。
    松树更因为四季常青、寿命长而备受希望能够“万岁、万万岁”的统治者所青睐。就这样，松树成为最尊贵的树种，被种植于皇陵之中。
    从永陵的“神树”到福陵、昭陵的陵松
    位于关外三陵之首的清永陵坐落在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启运山上，是努尔哈赤的远祖、曾祖、祖父和父亲(即肇、丰、景、显四帝)的陵墓。在永陵中最金贵的树是宝城之内兴祖墓前的一株古榆。关于这棵树无人知晓其萌生于何时，但却长得无比茂盛。据说其主干离地三尺分叉，高数十丈，将永陵宝城笼罩其下。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帝至永陵祭祖，见到了这棵榆树大为赞叹，写下了《神树赋》，赋中描述此树非柏非松甚是神奇，其枢系自天上而来，并接受了银河水的浇灌。此树生长在永陵之内，是上天的旨意，兆示了大清王朝的祥瑞。由此，古榆成为了“神树”。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又亲笔书写《神树赋》，并命令内务府将其镌刻于石碑上。这块石碑现在仍保存在永陵的西配殿，只是当年那棵“神树”早已不在了。
    昭陵后来也依照永陵在宝顶上种植了一棵榆树，称其为“神榆”，但这棵树更多的意义恐怕只在于纪念了。此时，清王朝已开始在陵寝推行明确的植树制度。
    据《满洲四礼》记载：陵树原为遮阳避日、藏风收气、培植风水之作，能成乔木方有古墓之象，所关风水最要。
    天聪八年（1643年），即昭陵开始兴建的那一年，按照皇太极的旨意，礼部传谕工部，效仿古代陵墓制度在福陵和昭陵栽种松树。这样，创建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的福陵拥有了“盛京十景”的“福陵叠翠”，又有了“盛京八景”之“天柱排青”。当时，福陵植有松树3万棵，占地“九千亩”。而昭陵的古松据2003年统计尚存有2106棵。
    清代于昭陵修建时开始了在陵寝中植松的制度，并逐步完善推广至福陵及永陵。从永陵那株不知其所来的“神树”至昭陵、福陵严格规定精心选种的陵松，这从没说道至有说道，不讲究到讲究，实际上正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逐渐认同。
三陵植松的说道
    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清代皇陵的陵松有“山树”、“仪树”、“海树”之分。山树泛指陵山之树；仪树指风水红墙内的树，由于它们横竖有序，十分整齐又称趟松；海树指风水红墙外的树。隆恩门神道两旁的松树也是仪树，俗称“站班松”，又称“八大朝臣松”，象征皇帝生前的文武大臣在皇帝死后仍然恭立于陵前，“事死如事生”，随时听候差遣。
    而昭陵红墙内其它的松树计3600棵，栽植的也十分讲究，从横竖斜各方向看，均是成行成列。关于这3600棵松树，还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皇上在生前需要3600名侍卫保卫皇宫内院的安全，这些树在这象征着3600名内侍卫军巡守于方城。也有人说，这3600棵松树，象征着当时盛京城墙的垛口数目。
    树木的种植有专门的“树户”负责，“树户”即专门管树的壮丁，因为枯死及倒伏而被伐除的树木也由其负责补栽。同时规定对所栽的树苗实行3年“保固”，3年内树苗枯死为树户的责任，由其负责补栽。
    经过多方考证，来自千山的黑皮油松成为陵松种植的苗源。据说此松生命力特别旺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很强，一般都能活数百年以上。加之树形优美、高大，自然成为首选。我们能看到的是，在今天昭陵风水红墙东北方向存活有一棵已超过700岁的古松，现在的人们称其为神树，相信它亲眼见证了昭陵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陵松管理的说道
    朝廷对陵松的管理十分重视，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关于陵树的状况主管大臣每年须以增、减、迁、退四种情况上奏，陵树更严格建有档案。
    在每年霜降前，各陵主管部门将陵山红、白桩以内各段树株一一查明，除回干树株任其存山不动外，将风折倒落、有碍道路的树株按棵查明色、样详细造册，清册二本，一本呈报三陵总理承办事务大臣存查，另一本呈报永陵守护大臣或盛京将军。由兴京城守尉及盛京将军派出专员与各陵官员共同监视伐除，并且严格规定不准遗留树根。如发现其中有舞弊行为则将“监视各员一并参处”。伐除及枯死部分再由树户进行补种。
    为加强保护，清政府还采取增加哨卡、堆房和令八旗查山防御经常巡视等办法，关于陵树的保护也制定有专门的法律。咸丰二年（1852年）的《盛京三陵树株等章程》，规定对于盗窃陵树的行为处以重刑，并严格将盗窃陵树者及收买之人一并论处。而早在皇陵植松之初的顺治八年（1651年），负责关外三陵树木栽植的工部尚书星纳，就因为擅自下令停止昭陵的松树种植而被治罪，遭到革职及没收半数家产。
    永陵的“神树”则专门以木檩制成支架加以巩固来作为保护，由永陵掌关防定期查看并维护。
    光绪元年(　1875年)十月初六日，永陵掌关防苏勒库等报告，“恭看得神树稳固如常”，但架木的木头糟朽过重，所用的铁绊、铁页有碱烂现象，如不修理关系非轻，请转行盛京工部查验修理。后经批准即备办物料，雇觅工匠，选定吉期，于十月二十一日辰刻，由兴京副都统亲自监视，苏勒库带领匠役，将新添设的架木一梁二柱安设完毕。
    同时，苏勒库又报，“惟恭查神树向东南斜卧，正在启运殿后坡以上，旧有架木全行糟朽，新添架木一梁二柱暂时可期稳固，明岁春融地气和暖，所安架木恐难坚久。”可谓尽职尽责。(请继续关注下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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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奉天省咨议局”旧址，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桃源街118号，被沈阳市文物局列为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到今年，这座建筑也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
　　据记载，沈阳于1907年筹备咨议局，于1910年左右建成新的市政中心，其地点位于当时的大西门外。该建筑中央为小型圆形广场,周围环绕洋式议政建筑。中心建筑为奉天省咨议局议场，大门入口局部升起有四层。
　　记者打听桃源街，一路无人知晓，只能从“桃源小区”之类的地名确定大致方位。一番辗转之后，一栋西洋风格的红色“洋楼”从楼群间猛然跳进记者眼中。
　　当年的建筑群仅仅剩下一栋，并且被一个临近马路边的农贸市场裹在内，楼身以青、红砖为主，分上下两层，楼外边的四角和窗柱都有雕饰的罗马柱头，柱头由红砖雕刻而成，已然破损严重。建筑似乎有些沉陷，面向东侧的窗台距离地面不过半米左右。
　　记者一共在小楼四面发现三个门，其中两个门口有人在卸货，经过允许记者走进去，看到楼内地板、楼梯都是木制的，但是由于被分租为仓库，窗户和门都被封死，整栋楼内部被分割，室内光线昏暗，货物从地板堆到天棚顶端。
　　该建筑所属企业的一位工作人员问明记者的采访意图后微笑着劝记者离开，“这房子漂亮是真漂亮，前几年还有建筑系的大学生专门写这个建筑的毕业论文呢。可这么多年了，哪有钱改造啊，门口的路都不知道铺了多少次，路面垫得比楼的地面都高，还能怎么修？”
　　据说这是一座巴洛克风格建筑，始建于1906年，1912年至1918年为“奉天省议会”所在地，1928年为“奉天省党部”。目前，它是一座彻头彻尾的杂货仓库。
　　可无论它是什么，在做什么用，只要它还立在那里，如果你走近它，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惊诧———沈阳还有如此迷人的建筑，它当真属于沈阳。
　　我们也许改变不了现实，但是我们正在共同记录历史。敬请期待本报下周推出的沈阳老建筑回眸系列报道之二“八王寺专题”。如果您从小生活在八王寺脚下，如果您的家里人与这座老建筑有温暖的回忆，欢迎您的加入。
　　联系电话：024－26215855
　　这的确是一幢很出名的历史建筑，就连守护着它的看门大爷都在媒体一次次的关注中屡上报纸；这也是一座容易被遗漏的历史建筑，即便慕名而来也不一定能在四周窄窄的胡同里找到它。
　　东三省总督府，自1907年这里设立首任东三省总督开始，到今年，整整100年，岁月在这座建筑上留下的痕迹令人痛惜。
　　被“腰斩”的总督府
　　出发去寻访东三省总督府之前，记者做好了功课，记下建筑的门牌号，在地图中确定大致方向，还向知情人询问了位置，知道这座老建筑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盛京路上，就在张氏帅府至沈阳故宫之间，南北两侧有两个胡同口可以看见。
　　记者首先选择了从北侧接近这座老建筑。从沈阳故宫门前一路向东，每次经过一个朝南的路口记者便要张望一下，直到一座泛着青色的建筑跳出重重居民楼出现在一个胡同深处。
　　穿过一栋居民楼口的门洞，东三省总督府的后身终于显露出来。这是一栋二层青砖建筑，三面窗户，楼体上有雕画的装饰，但是多已残破，“此楼危楼”的标志随处刷在墙上。北侧一楼外依墙搭起一个自行车车棚，棚外拉出的线绳上挂着衣服；东侧有一处墙体明显裂缝歪斜，曾经维修留下的工棚仍在，施工痕迹明显，工棚外堆放着遍地的大白菜；而西侧一层的窗户很多被水泥封闭，并用棍子依着墙，仿佛那墙体摇摇欲坠得会随时倒掉。
　　当记者试图绕到大楼朝南的正面时，发现这座建筑通往正面的路已经被两侧的居民楼封死，那些楼就像古代的刑具枷锁一样，把总督府的头部和身体隔开。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后边和前边是不通的，需要从外边大路上绕过去才行。
　　三任总督办公于此
　　原路返回再绕一个大圈，记者仍旧带着第一次寻找的机警搜寻建筑南侧的每一条路口，最后终于在一个挂着某律师楼名字的院门口遥望见了这座被“腰斩”的总督府的前脸。
　　冷眼打量，无法想象这座夹在宏伟的沈阳故宫和帅府大青楼之间的老建筑如此破败，甚至没了老照片上的模样，一切只能凭借想象———当年这确实是一座很有风采的建筑，举架较高让它颇有气势，楼上的砖檐虽然残缺但是仍旧勉强可见雕花，不过多处纹饰破损处已经被糊上或者被拆掉了。
　　盛京城内这座东三省总督府曾经闻名遐迩。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呈“凹”形，门前有对狮和上下马石，在东、西两端的大道上，竖立着“东辕门”和“西辕门”两座牌楼，总督府的东西两侧建有高
　　城市如人，每座城市都是有记忆的，这些记忆保留在城市的老建筑中，而这些老建筑构成城市的文化。
　　沈阳不是一个缺乏文化的城市，走在街上总会在偶尔一瞥中发现路边或者楼群里一座精致的老建筑。可能它没有名字，你也不知道它的历史，但是把它看在眼里时，你就会觉得心里那么踏实，你就会知道你是走在一座充满深厚人文积淀的城市街路之上。
　　在2004年沈阳市公布了第一批70处不可移动文物之后，日前沈阳市终于开始了又一次的文物普查，并将绘制全市不可移动文物分布的电子地图。据不完全统计，沈阳市区内现存老建筑百余处。
　　这些老建筑都是什么样？它们身体可还硬朗？它们的记忆中有怎样的沈阳？《沈阳地理》栏目从本期开始推出《沈阳老建筑回眸系列》报道，与您共同走访沈阳有代表性的老建筑，回忆一段段历史往事。
　　第一期我们一同去看那些盛名之下却在岁月中独自老去的建筑。
　　大的青砖围墙。府内早年为三进院，有主院和东西两座跨院，其中有门房、办公房、会客厅、书房、居室、家属院、车库、花园等。后面的跨院，在民国年间曾做过张作霖马队的兵营和机枪卫队的营房。
　　据收藏家詹洪阁介绍，1907年清政府改制，裁撤盛京将军设东三省总督，正式设行省，建立东三省总督府。当时共有三任总督办公于此，他们是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继任总督锡良和第三任总督赵尔巽。其中，末代总督赵尔巽的公馆就在大东区，几年前得以修缮并对外开放。
　　后来，张作霖、张学良都在此办理过公务，“伪满”时期，这里改为奉天省公署，统办东三省政务。建国后交由辽宁省纺织研究所使用。
　　越闲置越破败
　　对于记者的造访，负责看房子的大爷见怪不怪，当记者说出这位于大爷也和东三省总督府这座老建筑一样会上报纸时，于大爷笑了，自顾自道：“平时来这里的人可多了，游人自己来拍照的，政府各个部门来视察的，还有新闻媒体的。反正房子一直就是这个样子，谁看过之后也没有啥变化。”
　　据于大爷说，里边地面破损严重，有的地方地板腐烂，二楼棚顶破了很多大洞，曾经维修过一次，不久也终止了，剩下的工程遗留在建筑的东北角。
　　当年后墙开裂后，办工人员于1998年搬离此楼，从此这里便闲置起来。目前建筑两侧有两座后加盖的三层小楼，居住在东侧小楼一层的一位康姓大娘告诉记者，她家是纺织研究所的家属，上世纪70年代以后家里儿子要结婚房子不够才搬到这里住，当年没盖这个角楼之前，这边是总督府的厨房。
　　对于住在这座危楼里，康大娘爽快地说：“没事没事，都住了这么多年了，房子就是这样，有人住就没事的，越是没人住没人管，房子破得越快。这几年，这座老楼损坏得越来越快。”
　　结束采访时，记者打电话去沈阳市文化局文物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这座楼的命运正在规划中，还没有最后确定。
　　这样的不确定，东三省总督府和看门人于大爷已经习惯了，沈阳还有多少老建筑在这样的不确定中越闲置越破败。老建筑就像历经风雨沧桑的老人，在晚清，它记录东三省的风云变幻，在“伪满”时期，它记录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在建国后，它亲历新中国百废待兴中的建设崛起。然而谁又能见证这座老建筑自己的命运？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高巍 采写

今年秋天有点冷

　古往今来，人们尊重范蠡，他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帮助越王发展经济，被誉为商人的鼻祖，因此范蠡被称为一代商圣。　　传说范蠡和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西施，最终的结局是携手泛舟江湖，这是民间传说还是确有其事？西施和范蠡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历史上，西施确有其人吗？本期堂主孙立群将从最为广泛的传说故事讲起。
　　在许多人心目中，范蠡与西施是英雄加美女的典型。对他们，有一种最完美的传说。
　　公元前494年，吴越开战，越国战败，向吴国求和请降，为表示臣服，越王勾践亲自到吴国为奴。在吴国，勾践老老实实干苦力活，逐渐赢得了夫差的信任，改变了对他的印象。三年后，夫差赦免勾践、范蠡回国。回国后，勾践念念不忘在吴国的耻辱，下定决心打败吴国。
　　这时，勾践身边的谋臣范蠡、文种等人出了不少主意，有发展经济、训练军队、增强国力等，其中还有一个计谋是给吴王夫差送美女。民女西施（还有一个叫郑旦）被选中，经过三年培训，让她们学习宫中的礼仪、规矩。勾践让范蠡将她们送到吴王夫差那里。夫差见到这两个绝色女子，非常高兴，说：“越国贡献的这两个女子，是勾践尽忠我吴国的证明呀！”
　　夫差手下的大臣伍子胥却不以为然，说：“勾践送美女，另有目的，大王接受，以后必有后患。”夫差听不进去，收下了这两个美女。据说郑旦后来生病死了。
　　在这个过程中，范蠡与西施产生了感情，并私订终身。越国经过励精图治，国力增强，于公元前473年打败吴国，实现了复仇的目的。范蠡虽然立下大功，被封为上将军，但是他却毅然离开勾践。据《越绝书》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这是说范蠡与西施，泛舟江湖，远远离开了越国，离开了是非之地，过上了美满的生活。
　　历史上有没有西施？
　　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较大的分歧。专家学者的观点很鲜明，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有，一派认为没有。
　　说历史上没有西施的学者认为，在记载春秋战国历史比较严肃的史书中，如《左传》、《国语》、《史记》等没有提到西施，《国语·越语上》提到越国送美人的事，但没有提到西施。西施的故事是后人演绎出来的，可靠性有问题。
　　而认为历史上有西施的学者认为，如果要论史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西施是没有在较严肃的史书上出现。不过，这不等于历史上没有西施这个人。西施的名字在先秦诸子中，还是多次出现的。其中《墨子·亲士篇》这样说：“是故比干之殪，其伉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车）裂，其事（功）也。”这是最早提到西施名字的史料。而比干、孟贲、吴起都在《史记》中提到，照此推论西施当确有其人。
　　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是距吴越争霸最近的人，他所说的西施当是可信的。此外在《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管子》等书中也出现过西施。在《庄子》一书中，三次提到西施，其中有著名的东施效颦的故事。在东汉人写的《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西施的故事就很丰富了。
　　综合有关材料，我认为，西施是春秋后期越国的一个乡间女子，其家乡在浙江诸暨苎罗村，出生于普通人家，因越国要灭吴国，施用美人计，于是派人到各地寻找美人。西施天生丽质，美貌无比，被朝廷选中，作为礼物送给了吴王夫差。西施的任务是以美色迷惑夫差，削弱夫差的意志和斗志。公元前473年，越国打败吴国，西施完成了使命。
　　那么，是谁将西施献于吴王的呢？《吴越春秋》说是范蠡献给吴王的。《越绝书》认为献美是文种所为，并明确指出了被献者的姓名，“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
　　对西施所起的作用，近来有人说西施是“肉弹”，是卧底的“色情间谍”、“特务”，我认为这样说不妥。第一，用这些词形容美丽的西施听起来很不顺耳；第二，西施的作用也没有这么大。导致一个国家覆亡，一个女子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吗？也许正因为西施不是政治家、军事家，也不是大人物，只是作为礼物送给夫差，所以在《国语》、《左传》、《史记》中并没有引起作者的注意。倒是民间传说注意到了这个令人同情的女子，所以在诸子中予以记载。
　　西施的命运究竟如何？
　　关于西施的命运，大体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西施被沉水而死。根据《墨子》记载，是勾践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卸磨杀驴，把西施扔到河里淹死了。《墨子·亲士》篇记有“西施之沉，其美也”。这里的“沉”字，讲出了西施的死因。
　　宋朝人编的《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的逸篇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是“沉”的意思；“鸱夷”也就是大皮囊。（伍子胥因谏劝夫差放弃攻打齐国而伐越，夫差听信伯嚭谗言，于公元前484年秋赐剑使伍子胥自刎，并将其尸放鸱夷革中，漂浮江上。）
　　在后人的诗歌里，也多次提及了西施沉水的事，李商隐的《景阳井》诗云：
　　孙立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参与编写教材专著十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解读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李斯》等。所在学科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曾多次获教学质量优秀奖。主讲课程“中国古代史”为南开大学示范精品课、天津市精品课。
　　“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皮日休《馆娃宫怀古》曰：“不知水葬归何处，溪月湾湾欲效颦”。这说明在唐代，人们是认可了西施被沉水的说法的。
　　第二，西施是自沉而死。根据诸暨一带的民间传说：吴国灭亡后，西施默默回到家乡侍奉老母，范蠡得知后，就主动送钱物资助她们母女。西施终身未嫁。后来母亲去世了，西施觉得一个人活着没有意思，就自沉江而死。正在西施投江时，范蠡赶到，他赶上前一把没有拦住，西施已跳入水中。范蠡非常伤心，出钱在水边修了一座西施庙。
　　第三，西施与范蠡泛舟而去。李白曾说：“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此说最符合老百姓的愿望，此外还有西施不慎落水而死等。
　　西施和范蠡何种关系？
　　首先，在春秋战国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各国、各政治家、权谋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拉拢、拿下关键人物，请客送礼是家常便饭，送美女也不新鲜，甚至像吕不韦那样送怀了孕的美女也有可能。在中国古代，女子永远是悲剧的承担者。西施就是政治斗争的礼品、牺牲品。一个乡下姑娘，被朝廷选中，威胁引诱，软硬兼施，她又怎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服从！
　　然而灭吴后，勾践连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都敢杀，何况一个弱女子！《东周列国志》中说沉西施是越夫人所为。勾践班师，带回西施，越夫人让手下偷偷引出，绑大石沉江中，恶狠狠地说：“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
　　其实，古人就对把亡国的原因归结于西施不满。王安石有一首诗曰：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
　　亡国与谋臣有直接的关系，在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女人怎么会使一个国家灭亡呢？
　　鲁迅对“女人亡国”论更予以辛辣的讽刺：“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且介亭杂记·阿金》）鲁迅展示了进步的历史观。
　　第二，西施的故事太凄美了，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其中大多数人很同情这位不幸的乡间女子。她太无辜了，为了政治使命去迷惑夫差，她的个人情感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她的美丽难道就是为仇杀服务吗？后人无不同情西施的命运，谁是最早同情西施的人呢？读《史记》，终于发现了线索，是范蠡！他不仅同情西施，甚至钟情西施，暗恋西施！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在灭吴之后，不留恋功名。他激流勇退，离开越国，“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异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乘扁舟浮于江湖”，很可能先去寻找西施的葬身之处，凭吊这位美丽的姑娘。范蠡改名鸱夷子皮，最耐人寻味。鸱夷子皮，就是大皮囊，据说西施就是被装入大皮囊沉入湖中的，这样的结局让范蠡感叹不已。很可能他在江湖中寻觅，并没有找到西施的葬身之处，他非常难过，这么美丽纯洁的女子，忍辱负重，默默无闻，为了越国献身，还遭迫害，实在令人同情。
　　我想，范蠡离开越国到齐国时，一定辗转反侧，眼含热泪。怎样记住西施这位好姑娘呢？于是改名叫鸱夷子皮，虽然名字怪怪的，但有意义，它使范蠡牢牢记住这位不幸的姑娘！想到大皮囊，就想到西施，见到大皮囊就如同见到西施，这种痴情只有范蠡会有，因为他热爱美丽，有同情心，有爱心。
　　范蠡和西施的故事，是随着时代的演进和人们对他们的同情和敬仰而不断丰富的。其发展趋势是，离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却和人们的愿望越来越近。西施与范蠡的故事民间色彩越来越浓，但人们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为什么？人们同情、热爱善良美丽的西施；敬仰足智多谋，功成身退的范蠡。也许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太多，不如意的事太多，人们向往和平、幸福的愿望很强烈，于是宁愿把范蠡、西施塑造成有完满人生结局的俊男靓女，而不愿看到西施不幸，范蠡的不圆满，这是善良的人们的真诚愿望。
　　在谈论、讲述范蠡和西施的故事中，人们不断把完美加在西施和范蠡身上，以求得到心灵的慰籍和平衡。正如有学者所说：民间传说比史实更动人。
　　总之，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是有其原型存在的。尽管后来关于她和范蠡的故事有虚构的成分，但她对越国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人们对她寄予了深深的热爱和同情。人们不愿意看到这么好的女子被推到湖中淹死，于是传出了她和范蠡泛舟同游江湖的美丽故事。

今年秋天有点冷

　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原副主任陈绳正曾参与创作中山广场塑像群，昨日他讲述了40年前的创作内幕———　　1970年中山广场塑像群落成时主创人员合影（后排左一为陈绳正）■陈绳正供图
　　晨报讯（记者 肖易寒）回想40年前的创作经历，曾参与创作中山广场塑像群的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原副主任陈绳正还是记忆犹新。
　　为了创作享有一定特权
　　昨日，看到本报“寻找中山广场塑像群的人物记忆”活动，72岁的陈绳正也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967年的夏天，来自鲁迅美术学院、东北建筑设计院的十多位艺术家和工程师组成创作组，集中在东塔机场军用机库里进行创作。
　　“当时为了集中精力创作，所有人员都在一起吃、住。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能有个集中精力创作雕塑的地方着实让我们从事雕塑的人非常兴奋。”今年已经72岁的陈绳正回忆说。
　　“和当时其他文艺创作的情形一样，创作组负责人经常组织创作人员学习和体验生活。我们也享有一定的特权，所有的历史资料都能查阅，就连当时很难看到的一些电影也被调出来放映。”陈绳正说。
　　为了让群雕里的人物形象尽可能丰富，陈绳正和其他创作人员经常到工厂、部队、街头去寻找模特。
　　“我们每天早上8点多就开始创作，经常忙到半夜才能去休息。设计、修改、寻找模特……从参与创作的三年时间里，我只有在周末才抽出时间回家和家人相聚，但我们比一般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境遇不知好上几倍。”陈绳正说。
　　塑像群曾经有两种方案
　　陈绳正告诉记者，中山广场塑像群原来有两种方案，1968年，这两种设计方案还在二十中学的礼堂里公开展览，征集大家的意见，最终确定第一种方案。
　　陈绳正说：“当年我们这些创作人员聚到一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出了些雕塑小稿进行研究对比，最后拿出两种方案：一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中山广场塑像群的样子；另外一种是毛主席在中间，群像分别在两边。”
　　“最初我们也想用不锈钢材料制作塑像，后来考虑到材料的反射、反光等问题，为了达到塑像整体效果，我们还是选用了环氧玻璃钢这种材料，但这种材料的缺点没有不锈钢耐久。”陈绳正说。
　　据陈绳正介绍，当时玻璃钢的造价很贵，而且也不知道它究竟保存多长时间，设计和施工人员是根据国外飞机上的材料来推测它的性能的。不过，塑像地基的承重却是按铜雕和石雕设计的。整个雕塑的建造估计花费180多万人民币，加上耗费了不少财力和人力，电车为之改道……其工程之大、历时之久居建国以来城市雕塑之最。
　　毛主席挥手方向主要考虑人流
　　时至今日，仍然会有很多人认为，中山广场塑像群的毛主席挥手方向包含某种意义。说起这个问题，作为当年参与的创作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陈绳正笑着说：“当时立塑像的时候，就毛主席挥手的方向问题特意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的中山路是附近最宽的马路，考虑到过往人流的因素，让塑像对着现在的沈阳站的方向，这样从沈阳站过来的五湖四海的朋友就能第一眼领略到伟人正面风采，很多人以为挥手的方向有特定含义，这些都是误传。”
　　陈绳正经常会回忆起当年的创作经历，他说自己很感谢时代给予的激情和机遇。

我是主席身边的小不点儿

　本报找到了塑像群中当时年龄最小的模特
　　如果您是中山广场塑像群里的模特人物，如果您当年参与了设计制作塑像群，如果您和这个群雕有过美好的回忆和故事，您都可以讲述给我们听。
　　让我们一起重温历史，寻找回忆。
　　
　　当年的小不点儿刘玉荣
　　■本报记者 吴章杰 摄
　　晨报讯（记者 赵矫健 肖易寒）中山广场塑像群里年龄最小的模特找到了！
　　雕塑群的右下方有一个扎着小水辫，弓步锁眉的小学生就是她。
　　她的名字叫刘玉荣，当年她11岁。
　　“群雕里的小不点儿，就是我”
　　昨日，回想起11岁那年的雕塑经历，刘玉荣自豪又兴奋：“当年雕我的时候，一共雕了两个呢！”
　　对比着当年的照片，如今已经退休的刘玉荣不禁感慨，“时间过得太快，我今年已经51岁了，40年前的我，还是个小不点儿！”
　　1967年，刘玉荣就读于沈阳市大东三校四年12班。
　　“当时鲁迅美术学院的老师、部队的军官在我们学校找了不少学生，挨个教室走。我就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有人指了指我，我们老师就把我叫出来了。跟我一起去的，还有我们班的张冬兰。”刘玉荣说。
　　说着，刘玉荣弓步摆出了雕塑造型。“创作老师还给我准备了小桶和刷子，我左手拎着小桶，右手拿着刷子，军挎里还背着毛主席语录呢！”
　　“我的另一个雕塑在中山公园”
　　在部队吃住了十几天，刘玉荣的原型塑像终于完成了。“群雕制作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总是一个姿势站着，雕脸的时候，就可以坐着，雕胳膊的时候，就摆出胳膊部分的造型。”刘玉荣说，“雕我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呢！我的个人雕塑往群雕里安的时候，尺寸弄小了，于是就把它放到了中山公园里，后来我又去了一次，重给我雕一个！”
　　中山广场雕塑群完成后，刘玉荣还幸运地参加了八一剧场的剪彩。“当时，雕像群里的人物全都到场了，我们还看了电影呢。”刘玉荣说。
　　在这次雕塑任务完成之后，刘玉荣获得了三枚毛主席像章。如今，51岁的刘玉荣对这段经历仍记忆犹新。每次路过中山广场，她都会给女儿讲讲当年的故事。
　　“我妈妈能成为雕塑群里的人物，我很自豪！”刘玉荣的女儿祝秋月说。
　　塑像群多位模特被证实去世
　　越来越多的人讲述起关于中山广场塑像群的人物故事。
　　40年的风雨变迁，当年雕塑群里的有些人物模特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周围的朋友仍希望通过活动来缅怀他们。
　　今年66岁的刘学梦告诉记者，当时他是东陵区东陵乡马官桥大队第一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从他那里选出两个农民形象的模特张文一、张桂林已经不在人世。
　　刘学梦说：“当时创作组来选人的时候，要求找典型的农民形象，张文一、张桂林就是因为他们的气质和特征比较符合人物要求，所以被选中了。如今，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也想通过活动缅怀一下。”
　　在塑像群的背面有三个工、农、兵形象的浮雕，其中代表农民形象的人叫陈小勋，他已经故去。
　　“他原来是沈阳车辆厂的一名退休职工，我们厂很多人都知道他当塑像模特的故事。”该厂职工陈先生在本报热线里说，“虽然当年的模特人物已经不在，但是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时代精神，是历史的见证人。”本报记者 赵矫健 肖易寒

“小红卫兵”在巴黎思念沈阳

　中山广场塑像群里，红卫兵形象的回启贤■本报记者 蔡敏强 摄
　　晨报讯（记者 肖易寒 赵矫健）纵然远隔千里，仍挡不住对当年的激情岁月的回忆。
　　昨日，远在法国巴黎的回启贤女士来电：“中山广场主席塑像前那个小红卫兵，就是我！”
　　最遥远的回想
　　好想再回国去看看
　　今年59岁的回启贤女士早在十几年前就去了法国巴黎，身在异国他乡，每每想起往事她都会牵起思乡的情愫。“一想到那里有我的身影，我对家乡的思念就愈来愈强烈。我是沈阳人，当时选我去当模特的时候，我还在工业展览馆《毛主席去安源》的展厅做解说员。”
　　回女士当时还不到20周岁，作为主席塑像群前边的那个小红卫兵，扎了两个小辫，站在队伍最前边，心里特别自豪。“这么多年，我在国外发展自己的事业，偶尔有时间才能回国去看看，我已经有五年的时间没去过中山广场了。”回女士说，“但只要我回沈阳，我肯定去看看，因为那里记载着我的一段激情的岁月。”
　　最后，回女士说：“只要有时间，我肯定再回去看看，和那些共同感受过历史的友人重见。”
　　最巧合的惊喜
　　认识雕塑中同一个人
　　昨日，另一条寻找线索来自沈阳市民王志泽：“塑像群里有一人物是我叔叔王振义，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人现在河南！”
　　据王先生介绍，其叔王振义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
　　“他是1971年全家搬到河南省平顶山高压开关厂宿舍的。叔叔是塑像群中的人物，亲属们全知道，去年他回沈阳时，还特地带着孙子去中山广场看过呢！”王先生说。
　　巧合的是，还有一位钟振蛟先生也给本报打来电话，说认识塑像群中的原型人物王振义。“王振义是我以前的同事，那时我们都在沈阳高压开关厂工作，他是厂里绝缘车间的技术员……当时厂里派王振义去参与制作塑像群，而且还成了塑像群上的一名战士。”
　　昨日下午，记者试图联系身在河南的王振义，可遗憾的是，老人身体不适住院了。记者随即拨通了老人儿子王志信的电话。
　　“父亲在雕塑中的位置，应该是主席左侧塑像群中的一个战士形象。”王志信说。
　　最深情的惦念
　　分别多年期待相见
　　昨日，还有多位市民想寻找当年曾在塑像群中做过模特的老朋友。
　　63岁的市民王秉俊想寻找失去联系十多年的朋友：“他叫田大荣，自从1973年回到南京后，我们已经失去联系很多年了。”
　　读者刘树迅在电话里说：“我当年的战友叫周子平，1976年，周子平从沈阳转业回到山东，成了一名警察。我们也很多年未见了，真想再和他联系。”
　　李军女士特意打来电话表示，自己的弟弟叫李纯勇，当年也做过塑像里的模特。
　　在异乡的“塑像中人”
　　59岁的回启贤：沈阳人，是主席塑像群前边的小红卫兵，站在队伍最前边；十几年前去了法国巴黎
　　70多岁的王振义：沈阳人，参与了群雕的制作，是主席左侧塑像群中的一个战士；1971年全家搬到河南
　　田大荣：在塑像群里扮演拿枪的战士；1973年回到南京
　　周子平：是塑像群左后边一个军人形象的模特；1976年转业回到山东省庆云县
　　李纯勇：是吹小号的士兵；现在在盘锦市

“小红卫兵”是“组合”的

　李秀云是当年雕塑时红卫兵女孩的模特之一（小图为李秀云）■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纪力元 摄
　　创作者透露，中山广场塑像群某些人物的五官，可能来源于多个模特
　　知道吗，塑像群中的一些人物根本不存在，而有些人物模特又不止一位？
　　昨日，55岁的李秀云女士特意来到本报，她带着照片向记者证实，自己曾经也是中山广场主席塑像前的那个“小红卫兵”。
　　“1969年5月，那时的我还是沈阳第六中学红卫兵兵团的一名成员，当时学校组织我们去东陵区野营拉练，在半路上，我遇到了相关的创作人员……”李女士说，“虽然我和远在法国巴黎的回启贤女士担当同一人物模特，但我们应该不是一个创作时期的。”
　　提到这个问题，曾参与创作中山广场塑像群的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原副主任陈绳正笑着说：“小红卫兵的人物形象在创作初期找过模特回启贤，后来根据大家的意见在最后制作塑像群时，丰富和完善了人物形象。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人物形象丰满的塑像原型更多的应来自模特李秀云。”
　　说起关于人物形象的创作，陈绳正说：“塑像群中的有些人物形象是集合很多人的特点综合完成的，并不是每一位塑像人物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因为塑像群的制作是种艺术创作，很多人物形象来源于生活，而需要丰满人物形象时又要高于生活，一些塑像人物很难说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人。”比如说，某一个塑像人物的五官，可能来源于多个模特。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肖易寒 赵矫健 采写

　　当年的刘旭升（左一）
　　[背后故事]
　　揭彩那一刻 手突然发抖了
　　“这张照片是1972年拍的。”52岁的刘旭升指着照片笑着说，“我就是作为解放军的代表，站在塑像两侧揭彩的。”
　　“当天10点整，礼炮鸣了21响，主持人宣布揭彩开始，两侧的工人代表便用手拽彩绸，主席像左手那一侧很顺利，一下子红绸子就落了下来。主席像右手这一侧，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代表拽了几下都没有下来。这时跑上来两名工作人员帮忙把红绸子拽下来了，当时真的太紧张了，我的手也突然发抖了，彩绸下来之后，全场一下子沸腾了。”
　　这次揭彩经历，让刘旭升一生荣幸，“因为那一年，我不是一名普通的观众。”

中山广场曾有四个名

　收藏家詹洪阁昨公布了沈阳中山广场的一些老照片，并重现历史缩影
　　晨报讯（记者 肖易寒 赵矫健）你知道吗？现在的中山广场曾经改过四回名字。
　　昨日，老沈阳史料收藏家詹洪阁给记者展示了中山广场的一些老照片，并首次公布了关于中山广场的四次历史变迁内幕。
　　对于中山广场，詹洪阁给出这样的评价：中山广场浓缩了很多记忆和往事，已经成为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名字也经历了从中央广场———浪速广场———中山广场———红旗广场———中山广场的变化。
　　“中山广场和广场上的塑像群影响了几代人，特别是塑像群展示的历史，是中国一段历史的缩影，”詹洪阁说，“当年很多重要的庆祝活动、接待活动都是在中山广场举行的。”
　　詹洪阁说，从1909年中山广场刚有个雏形开始，1913年初步建成，直到1970年塑像群雕的全部落成，广场共经历四次变迁：
　　第一次：1918年，日俄战争元帅、陆军大将、大勋位公爵“山县有朋（人名）”为庆祝日俄战争胜利，特在广场中央建造“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纪念碑，并题写碑文。
　　“随后，在中山广场周围，日本人相继建设几个重要机构，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把碑文改成‘国家至上 民族至上’。后来，1948年东北解放，这个高18米的碑才被推倒。”詹洪阁如是说。
　　第二次：1951年，中山广场要通第一辆无轨电车，电车在广场中间穿行。
　　“这样走了很短一段时间又改成现在环岛的样子。”詹洪阁说，“广场通车后也方便很多人到中山广场出行，建国初期一些聚会也在此举行。”
　　第三次：1953年，广场中间又恢复平整，中间变成花坛。1956年，广场中间又增添了喷泉、绿地、假山等景物。“直到1968年，广场没开始立塑像前，那里每年都吸引很多人参观游览。”
　　第四次：现今中山广场宏伟壮丽的景观是在1969年进行的大型改造中奠定和形成的。1969年5月7日当时为红旗广场的改造工程正式破土动工，一期工程同年9月28日竣工，二期工程于1970年5月13日开工，同年10月1日竣工。1969年中山广场毛主席塑像制作完成；1970年广场塑像群制作完成。
　　此外，詹洪阁还透露，分布在中山广场周围的7处建筑，除现在广场南侧一处酒店不是原有建筑外，其他的6处建筑都是当年的历史建筑。
　　大图为詹洪阁展示中山广场老照片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 蔡敏强 摄
　　当把模特 享受6天专车待遇
　　昨日下午，中山广场雕塑群中的又一个模特人物王震，向记者讲述了那一段他的经历。
　　今年65岁的王震是沈阳电缆厂的退休工人。“那年我25岁，正巧是民兵训练，我扛着枪，在马路上跑步，跑着跑着，就觉得身后一辆白色轿车总跟着我。回到厂里，领导就通知我明天准备一下，到厂子大门口等着，说是要抽我到东塔机场那边当模特！”王震说。
　　王震没想到，在当模特的6天里还能享受专车待遇，“每天早上7点多，单位最好的轿车……就是那辆防弹的大鼻子轿车就会送我去东塔；下午3点多，又把我接回来。”在雕塑群中，王震塑造的是一名煤矿工人，“我戴着柳条帽，脖子上搭了条白手巾，手里还拿着报纸！”王震笑说，这次经历让他光荣自豪了一辈子。

[ 本帖最后由 今年秋天有点冷 于 2007-11-27 08: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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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市沈河区最繁华的商业地———中街路南，曾有一条老天合胡同，因胡同里有座沈城最早的丝房“老天合”而得名，该胡同名称一直延续至解放初期。如今，当游客漫步中街时，昔日的老天合胡同，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单氏兄弟的“天合利”
    老天合丝房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由山东黄县人单文利、单文兴兄弟俩在盛京城创办的。最早叫“天合利丝作坊”，规模很小，每天生产的丝绒线有20多斤，除在店铺销售一些外，主要是靠雇人不分冬夏、肩挑手提去走村串户。因当时丝绒在市场上需求量大，所以生意挺兴隆，利润丰厚，买卖发展较快。后来，兄弟两个便分店经营，“天合利”由单文利独资经营，改名为“天合利丝房”。
    康熙二十年（1681年），盛京城内满族八旗大户讲究穿戴，尤喜欢绫罗绸缎，所以“天合利”的产品已供不应求。于是单文利在四平街买地建房，扩大门面，长年派人到苏杭一带去采购绸缎发售，同时还附带经营布匹百货，当时的“丝房”实际上成为“百货商店”的代名词。至清末民初，“天合利”丝房已拥有了雄厚实力，除将总店设在沈阳外，在吉林、法库、辽阳、营口等地也开设了20多家分店。
生意触角伸到国外
    清光绪年间，日俄战争爆发，辽沈一带陷于战乱，沈阳的富商大户纷纷逃到外乡避难。“天合利”自然也难以维持，伙计有的逃回山东，有的逃往外地另谋生计。当日军进城的前一天，沈阳城内的秩序大乱，“天合利”被抢劫一空，总店门市部分被烧。
    直到战乱结束后，单文利才重整旗鼓，在各分店的资助下，修缮了店房，重新开业。为了区分总店和分店，“天合利丝房”遂改名为“老天合丝房”，即“天合”的老店之意。新建的“老天合丝房”规模更大了。
    进入20世纪，“老天合丝房”步入鼎盛时期，在东北各大城市均有分号。并且在上海、苏杭、天津、广州、香港等地以及日本大阪均派有长驻采购员，老天合还代理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经销的“粉刀王”（大红锡包）、“蓝刀牌”（强盗牌）、“红扇面”、“双十字”等香烟，获利丰厚，年销售额曾高达七百多万元。
商战打了十多年
“天合利”的成功，也给后来闯关东的山东人一个启发，不久，不少由山东人创建的丝房就纷纷兴隆起来了，一个叫林芸生的山东人，也在中街上开办了一家名叫“吉顺”的丝房，与单家兄弟的丝房展开竞争。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这样悄悄地打响，这场商战一打就是十多年。“吉顺丝房”、“兴顺线房”等，纷纷步“老天合”后尘，改旧店、建新楼，扩大营业。1926年，吉顺丝房修建起了一幢五层高的大楼，这在当时，不啻于修起了一幢摩天大厦，吉顺丝房的老板林芸生，还遭遇了沈阳商业历史上的第一位“钉子户”的抵抗。
    原来，在吉顺和天合利两家丝房多年的竞争中，中街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越来越繁华的大街使得中街的地价寸土寸金，而在吉顺修建五层大楼的时候，他们看中了大楼边上一家名叫“同益成”的百货店，于是吉顺的老板表示，只要“同益成”答应卖地，他可以用购买整个丝房的价钱来购买这块地，但是“同益成”的掌柜却拒绝了，最终，吉顺丝房不得不绕开“同益成”来盖楼。
    为了在竞争中取胜，1927年，“老天合”曾用赠送彩票的方式搞促销，出过三个月的彩票。对买货达5元奉票以上的顾客，赠送彩票一张，并以5元为单位，多买者多赠。“彩彩不空”，彩分十等，头彩可得俄国毛毯一条或上等毛料子一套，小彩可得牙粉一包或香皂一块。但头、二、三、四等彩票，并不放在票箱之内，均掌握在掌柜的袖筒里边，等着在社会上有声望、有代表性或有宣传号召力的顾客来时，则帮助他们得到大彩。记得当时有泰东日报记者吴少秋得过二等彩，东北粮秣厂林科长得过三等彩……
百年老字号的衰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沈阳沦陷后，交通阻隔，进货渠道堵死；上海各银号也不再信任“东北帮”，货款屡遭挤兑，一日数次来电催款；而日商又群起竞争、霸占市场，捐税有增无减，老天合的营业每况愈下，资金周转不开。后来日寇更加紧掠夺战略物资，什么“物资统制法”、“物价统制法”、“资金管制法”等一个接一个地颁布，无情地排挤和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特别是1941年日伪颁布的“七二五限价令”，对“老天合丝房”是致命的一击。
    这个“限价令”把各种商品价格分成“公、停、标、协、自”五种类型；所谓“公”，是主要商品价格由日伪公定价格；“停”，是普通民用品停止涨价；“标”，是事先标定商品的数量和价格；“协”，是由各商户协商定价，不准再行变更；“自”，是自产的无足轻重的商品自报价格，此后不许再涨价。

   当时，“老天合丝房”所存商品均属“停”字这一类，要全部清点向伪奉天经济警察部门登记，全部向外销售。
    一时间，“老天合丝房”门前人山人海，前来抢购商品的人终日不绝，质优商品瞬间销售一空，而所剩的劣质商品则大量积压，很难脱手，成了装点门面的饰物了。由于资金枯竭，无力进货，物资统制也根本无货可进，百年的老字号“老天合丝房”终于被挤垮倒闭了。记者 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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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顾：
    清代，关于陵寝树木的种植相当有说道。关于树木的级别在 《太平御览》中也有详细的记载，有“天子树松，诸候树柏，卿大夫树杨，士树榆，尊卑差也。”之说。松树更因为四季常青、寿命长而备受希望能够“万岁、万万岁”的统治者所青睐。就这样，松树成为最尊贵的树种，被种植于皇陵之中。清代于昭陵修建时开始了在陵寝中植松的制度，并逐步完善推广至福陵及永陵。从永陵那株不知其所来的“神树”至昭陵、福陵严格规定精心选种的陵松，这从没说道至有说道，不讲究到讲究，实际上正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逐渐认同。
人祸使陵树受伤严重
    今天在昭陵和福陵存留下来的古松，是经过清朝建陵时期栽植和后期陆续补种而形成的，所以树龄不同、辈份各异，可以看到的是高矮粗细不尽相同。只那隆恩门神道旁的“八大朝臣松”就损了植、植了损，不知植了多少个来回。1925年春，时任陵寝视察员兼昭陵监视员的苗文华，特意将这八棵松树围砌保护起来，并成功补植了其中一棵位于西北角屡植不活的松树。而到今天，这些当年的古松也只剩下一棵了。除了天灾、病患外，人祸使三陵古松受伤最深。
    一方面民间百姓时有偷伐。尽管清政府对三陵的管理非常上心，还专门设立了三陵总管事务衙门，但是为沾皇气在陵山上偷葬或偷伐树木的事件仍时有发生。
    1914年10月5日，署工股四品官多裕报告，仿闻福陵最近有人偷伐树木，每日挑赴城市变卖。奉天三陵衙门当即密派多裕及另一委员前往查看，果然发现禁山南面偷伐的痕迹颇多，忽略掉不能成材及经历过风雨的旧迹不计外，仍然查到被人偷伐树围三尺之余大树在正红旗界内有六棵，镶红旗界内有二棵，镶蓝旗界内有五棵，正蓝旗界内有三棵，正黄旗界内有二棵，正黄、镶红交界处有三棵，合计二十一棵。并有树围两三尺的大松枒同样被偷伐。多裕等人当即会同福陵总管共同指看，该总管等无词以对。因为有亏职守，总管桂山被撤职，翼长普兴记大过三次。
    1931年4月24日，据北陵公园管理员报称，该年入春以来将陵山树木伐除开成耕地的事件已有3例，但也成功劝阻了5例。
日俄战争中陵树被毁最重

  但是致使陵松受损最重的不是民间百姓的这些小打小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月，沙俄借口“护路”、“剿匪”，攻占奉天城，对于清政府的王宫、衙门及陵寝实行“守卫”。沙俄军队在陵山上挖战壕、筑工事，又在陵前修道，任意砍伐树木。对清政府提出的陵寝禁地不许开仗、不许伐树毁房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
    仅十月十三日一天，福陵陵前就屯有俄兵辎重车辆约百余辆，陵山脚下屯驻俄兵百余名，他们开着车辆进入福陵禁山，砍伐松树七百余棵，搭盖起窝棚五六十座。十四日俄兵又在福陵门南堆积谷草，并挖地窖五六十处，所用木料也都是陵山禁地之树。在此期间驻扎福陵的俄军人多时甚至达数万人，仅福陵陪陵之一的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姨母园寝内古松就被俄兵砍伐一千四百余株。
    同样昭陵的松树也未能免于一劫，除了用来构筑工事，古松还被砍来当柴烧，被伐的树木有的已长至两三尺粗。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期间，福陵成为战场，俄军以松林为依托与日军作战，致使更多松树被毁。
    军队构筑工事的就近取材使陵松大受其伤还远不止于此。民国时期昭陵、福陵被辟为公园，称之为北陵公园、东陵公园，由奉天全省警务处在公园设立监视员，管理公园事务。后由沈阳市政公所接管。
    1928年11月28日，东陵监视员陈嘉璧呈报，自陵山收归省有以来，有当地警甲就近看管。惟因陵山地面辽阔，树林稠密，经常有附近军队盗伐陵树，屡劝难止。并且该军队之军人“造意犯违，肩章领章全不佩戴，难查悉何营何连。应请咨行总司令部，转饬军警主管机关，严定制止办法”。
    1930年3月，同样因为经常有人偷伐陵树，加之距城较远，面积辽阔，又经常有野狼出没，当时的东陵公园管理员刘振扬报告沈阳市政公所请求由附近驻军派兵或派警共同保护公园。就此，上面训令“东陵公园关系名胜，自应禁此樵采，以免摧残”。4月14日经会议决定，派警驻守保护东陵公园，规定“红墙以内由省会公安局负责，仿北陵成案，派警十名，局员一名，常川驻守。红墙以外，由沈阳县公安局负责，派公安队二十名，队长一名，常川驻守。”
    解放前陵树被伐一直未能有效控制
    虽然司令长官对于保护东北两陵花木表现出特别注意，曾发布告二十张交由军务处函送市政公所择要处张贴。但布告关于罚则仅限于攀折普通花木，有处以法价大洋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罚金规定。

  然而对于领得陵前官地之领户擅自砍伐地号内多年大树者应如何罚办，则一直无具体之规定。对于攀折摧毁花木的行为，仅有交代交市政公所从重罚办一语，至于应如何罚办，亦无具体之明文规定。正是这种矛盾造成两陵树木被伐事件仍然是屡禁不止，北陵公园的首任管理员苗文华也因为对此事的制止不利而于1930年被开除。
    1945年后，北陵与东陵公园交由国民党沈阳市政府工务局接管，在此期间，公园的古树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在1946年，国民党军队为修筑工事在东陵大量砍伐树木。由于军方的规模性砍伐，至1948年，经工务局统计，林木被伐总数达47685立方米，福陵古松由清初的3万株，至此时仅剩1600余株。
新中国，古树得到精心养护
    树木的寿命取决于树种、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为了使这些古树能够延年益寿，建国后，确切地说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沈阳市政府开始了对古树的养护。
    养护工作包括对古松编号挂牌，建立档案，定期检查，加强病虫害防治。1962年沈阳市建设局颁发了《东、北两陵古松养护管理方案》，并多次邀请专家、教授对古松的衰亡原因进行考察与论证，总结出危害古松寿命的几大因素，针对原因，每年设专项投资进行综合整治。其中包括清理林木，保持林地环境。加强对土壤的施肥，施用骨粉、菜子饼、香油渣、麻籽饼、鸡粪等精心配比的肥料。通过栽种三叶草等植物来改良土壤。加强病虫害的防治，总结出危害古松健康的15种害虫、1种病毒，针对每年可能流行趋势，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预防。对有倾斜危险的古松设置支架予以保护加固。
    1997年，经勘测，北陵的古松数量为3786株。到2003年，设立了古松数据库，对古松进行微机动态管理。东陵在2000年设立了古松管理班，2001年成立植被保护组。2004年，沈阳市城建局在沈阳园林科学研究院成立了“古树保护研究所”，聘请专家对古松的生活习性与伴生植物、死因、寿命、复壮与管理、保护与研究工作等进行分析、探讨，提出建设性意见，对保护古松起到指导作用。
    在保护古树的同时，进行补植和续种，树种仍以油松为主，接班松以尽量大的小树为主，以接续逐渐衰老的古松。同时引进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增加柞栎、稠李、山荆子、黄菠萝、桑树、榆树、柳树等树种，在公园中形成茂密的针阔混交林。
    2007年，北陵公园所存的2106棵古松被沈阳市纳入精品绿地建设工程，项目内容就是对其施行科学养护。从年初开始，公园将游客比较集中地区的1000余科古松实行封闭管理，对其进行改善土壤物理及营养状况的养护。对树势偏弱的古松施复合肥、点滴核能素。对陵前及陵寝500余株古松进行虫害消杀。对树干破损的古松进行堵树洞。同时，公园与园科院的古树保护小组共同合作，对弱势古树进行复壮工程，工程仍在进行。

本期堂主：何莉堂主自传：辽宁省档案局（馆）馆员
栏目主持：编辑 李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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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清宫街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中部，北起北清真路，南至工夫市巷。清代曾分段名为南小什字街、北小什字街、三清观胡同等。1989年，在全市第二次整顿街路地名时，以街东北端有现存的道观太清宫而命名为太清宫街。

郭真人设坛求雨
    太清宫昔日曾是沈阳的八景之一。早先太清宫并不叫太清宫，而叫三教堂，还有一段轶事。
    康熙二年（1663年），盛京（沈阳）逢大旱，当时盛京城的官绅民众联名向盛京将军乌库礼请愿，按照传统习俗应在盛京城外请高人设坛求雨，以解旱情。乌库礼当即派代表前往本溪铁刹山八宝云光洞，礼聘隐居于此的道教龙门派第八代弟子郭守真。
    这位郭真人到盛京后，将祈雨祭坛设在城西攘门（小西门）外的一处大水塘边。祈雨那天，可谓倾城空巷，数万民众前来观看，当日还真像“诸葛亮借东风”般，果然阴云密布，大雨倾盆，这下老百姓可把这位郭真人奉为“神”了。
    事后盛京将军以重礼相谢，但被郭守真婉拒，他只发愿在此地修建一处宫观。将军马上命人在此处开挖水渠排水，平整土地，并请郭真人主持其观。郭真人即从本溪铁刹山带领众门徒，在此盖起了一座三教堂。郭守真后在太清宫羽化，据《铁刹山志》载：太清宫曾有郭祖塔及碑记。
遭水毁后故地重建
    乾隆三十年（1765年），盛京又逢暴雨成灾，浑河泛滥，三教堂因地势洼涝遭危，殿宇倾圮，后经监院赵一尘竭力募化，先后施工二十四年重修宫观，并将三教堂改为太清宫，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太清宫初建之时规模很小，经过这次扩建和改建才有了现在的规模。道观坐北朝南，占地5000多平方米，前后四进院落。前院有灵宫殿，两侧有十方堂、云水堂。正北为关帝殿，殿内木雕暖阁，中间是关羽塑像，左有关平，右有周仓。二进院落，东侧有客堂、省心室；西侧有执事室、经堂；北面为老君殿，殿内有垂花式木阁，中塑老子座像。三进院落，东侧有斋堂、吕祖楼。吕祖楼内供吕洞宾像。西侧有善功祠、丘祖楼。楼内供丘处机像。北面的正殿是玉皇阁，供奉道教最高神明玉皇大帝。
  此后，太清宫经不断维修扩建，至嘉庆年间将山门外围墙打开，辟建为东西大道，逐渐成为如今太清宫街的雏形。
文采风流葛月潭
    清末民初，这里有位在沈阳历史上值得提及的重要人物，他就是龙门派第二十代传人、太清宫的葛月潭。葛月潭虽系玄门中人，更善书画、工诗词，道学渊深，才华横溢，诗文传于后世者颇多，素与关内外一些名人学士交往，如被誉为“关东三才子”之一。
    葛月潭虽置身方外，但并未局限于宫中事务，很关心民众，参与社会事业，如他创建了沈城的太清国民小学，让贫困人家子女入学，同时又兴办实业创建绢染厂等。
    1915年，沈阳各界举行蔡锷、黄兴追悼大会，他亲笔敬上一副挽联：“国士无双双国士，完人难二二完人，”情真意切，词书俱佳，曾广为传诵。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山东及辽西等地遭灾，葛月潭在太清宫举办个人书画展进行义卖，所得银元赈济灾民。他的书法绘画造诣高深，书法擅长草、隶,绘画擅长梅兰石竹及金石印章等，其作品不仅传遍东三省，更名誉京师。沈阳中街的百年老字号“中和福”茶庄牌匾，即为葛公余墨，那时的人皆以得其墨宝为荣。1935年，葛月潭端坐羽化于太清宫，后将其遗骨殓入东北名山千山葛公塔，现为千山风景区内的一大景观。
巨款重修太清宫
    沈阳太清宫在民国初年是中国道教会关东总分会所在地。1949年以后，历年均进行小型维修。1954年和1959年，又各进行了一次大型维修。1966年8月23日下午，宫内神像、碑塔、钟鼎等，被全部拆除砸碎。古籍、书画、碑帖等文物，均被焚毁或散佚，至于太清宫的文史资料、档案资料亦都被焚毁无遗。
    1980年以来，辽宁省相继拨款近七十余万元，使太清宫原以神殿为主体形成的南北走向五进四个院宇的东西对称建筑，逐渐恢复原貌。其全部恢复工程于1985年末完成。如今，太清宫被定为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旅游胜地。 记者 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