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有点冷

　11月28日下午，天气阴冷，几个身着灰色工作服的工人正站在沈阳少儿图书馆那绿脊黄琉璃瓦的屋顶上修补瓦片。　　古老的屋檐承载着今人的脚步，时光就这样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影子。
　　远离铁路的满铁公所
　　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131号，这一处建筑有着彩色的琉璃瓦屋顶，在临近故宫的区域内，有这样的建筑风格并不令人意外。
　　与左右邻居相比，它有两座耳房凸出来贴近门前的路，不但吞了人行道，而且仿佛给朝阳街束了一个细细的腰肢。
　　这座建筑的门前，有一长、一方两块牌子，长的破旧一点，是郭沫若手书的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而方的则闪着银色的光泽———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原“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公所”旧址。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公所”，初听让人有点发蒙，理解起来是日本人开设的一家从事铁道建设的公司。南满铁路原本是沙俄所修建，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方战败，这一段铁路交由日本管理，于是日本于1906年11月26日在东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不久在奉天设立分支机构。
　　众所周知的是，日本当时在沈阳势力范围以沈阳火车站为核心围绕着铁路向外辐射，今天在和平区中山广场等处留下了很多那时日本办事机构建筑的痕迹，当年都是华人不可进入的日本租界；然而在与之遥遥相望的今中街地区，却是日本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高高的怀远门庇护着身后的古老皇城。
　　那么，一家为管理日本铁路而建的公司竟然没有安排在日本租界内，反而远远地挤进内城，难道竟不觉得联系不便？日本人自然不会如此糊涂。在这座仪表不凡的建筑内，隐藏着自己的秘密。
　　沈阳城内的“日本眼线”
　　“这个公所，表面上是一个企业的涉外机构，实际上是搜集东北地区的社会状况和经济资源状况的军事特务组织。”沈阳少儿图书馆副馆长洪忠党这样告诉记者。
　　洪忠党曾对这一地段历史进行过细心研究。在皇太极时代，这里曾是大清工部驻地，至今图书馆北侧的胡同还残留着“工部衙门胡同”的旧名。清入关以后，这里改变了原来的用途，成为一座道教庙宇景佑宫的进深地，曾经庙中香火不断。
　　随着时光推移和清王朝日渐衰落，加之外国殖民主义的战火侵扰，景佑宫无人照管，愈加破旧不堪，渐渐成为一片荒芜之地，惟剩一些破旧庙宇。
　　这样一处皇城的黄金地段却破烂闲置，给了日本垂涎的理由。目前尚找不到资料记载日本人采用了怎样的方式得到这片土地，只知道1909年在旧庙宇的基础上，日本人修建了日式神社风格的建筑门脸，成为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奉天办事处，即所谓的满铁奉天公所。
　　根据洪忠党收集的资料，这座貌似普通的公司中，曾经出现过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的身影，当时日本天皇的弟弟伏见宫和日本政要伊藤博文公爵等也曾走进这里，不知忙了些什么。而长期担任公所所长的日本人伊藤安之助，是当时的日本陆军大佐，其后任的所长也均为日本军政界要员，这一切让这老式的院落里蒙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
　　1923年，公所因破旧和狭小而重新扩建，在原址处重新修建了一座兼有中国和日本古建筑风格的新楼，由日本人施工设计，占地4100平方米。当时的这座建筑，俯看呈封闭的四合院式，坐东朝西，绿脊黄琉璃瓦屋顶，水刷石墙面，中间天井的南北两侧为一层，屋顶是露天阳台。东侧建筑对着正门处挂起一块牌匾，上书“美轮美奂”。在主体建筑正门外，两侧各有一座四角攒尖亭式耳房建筑，整体感觉与中国古代建筑风格颇为相仿。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建筑风格，有一种猜测是因为当时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人为了尽量缓和这种矛盾，于是采用了中式风格，建设第二年落成。不过，在缓和矛盾的外表下，这座建筑在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时间内，直接负责向日本关东军提供谍报，同时也监视着仅有一街之隔的大帅府的一举一动，成为日本人在沈阳城内的一个眼线。
　　“不定时炸弹”爆炸之夜
　　“满铁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三位一体的战争机器之一，”洪忠党介绍说，“满铁以修筑铁路为名，让大量的日本资源考察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及开拓‘满洲’人员和家属等陆续涌入中国；技术设备、武器装备、军用器材等也随之进入中国东北，逐步形成一股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势力，与中国地方政府抗衡。日本这样做显然是有预谋有计划的。”
　　这样，一场精心准备和必然要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日益迫近，1931年9月18日之夜，满铁奉天公所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中成为了一颗即时引爆的炸弹。
　　目前搜集到的老照片显示，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满铁奉天公所内外戒备森严、换防频繁，许多不同部队、番号的军人在这里进进出出。有人这样推断，这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军事爆破行动，日本军人利用南满铁路的优越条件，从这里直接调用铁路军车，从沈阳周边城市调集兵力和军用物资，支援沈阳，甚至这里曾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临时军事指挥所，组织日本军人集结誓师，迅速出发占领沈阳市内军事和经济要地……
　　而今，这些推断大都随时光流逝而难以准确查考。可以确定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当夜，作为沈阳城内惟一的日本落脚点，在沈阳城内的日本人依照总领事馆的命令提前撤入满铁公所，并且，占领奉天城的二十九联队，把联队本部设在满铁公所，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
　　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在1931年9月19日的号外中报道：“在满铁附属地境界线，地区间的各马路上，配置了武装宪兵，城内的日本人，撤回了满铁公所。”
　　“九一八事变”当晚，这些退入满铁公所的日本人被安置在北院。与仍旧在睡梦中对这种惊变一无所知的中国人不同，这些日本人在北大营传来的隆隆炮火中猜测着未卜的胜负结局。战事的顺利显然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第二天早6时30分，日本占领沈阳内城，此后包括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张学良官邸等沈阳所有政府机关和重要军事、金融部门均被迅速占领。历史就这样在一天之内发生了巨变。
　　没有空调的图书馆
　　或许是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1932年12月1日奉天公所被解散关闭，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际，这座建筑的用途再未从文献中被发现过。
　　2007年11月28日下午，工人们正在绿脊黄琉璃瓦的屋顶上忙碌，这座83年历史的老建筑在经历又一次维修。
　　这座四合院式的仿古中式建筑，建国以后一直作为图书馆使用，虽然经过了多次修建，但几乎保持原样，只有原来南北两侧的“空中花园”于1963年接层为二楼，当年挂着“美轮美奂”牌子的地方1993年挂起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牌匾，恰好适合了作为沈阳少儿图书馆的用途。
　　在楼内，当年作为“秘密特工”们工作的场所，如今都已经被各种书籍占满，高大而沉重的木质房门和水磨石走廊扶手一如从前。据说这座楼特别坚固，当年为把一小块露天平台改为房间而需要拆掉一段雨搭，竟然发现加固木棚顶的螺栓穿透了厚厚的墙体被锁定在墙的另外一端。很多明里暗里的改动，多少也削减了这座建筑当年的结实。
　　54岁的老馆长洪忠党，在满铁奉天公所的建筑内工作的时间长达37年，熟悉包括从屋顶大梁到后期地下修筑的防空洞在内的每处地方。对于这样一座颇有故事的老建筑，洪忠党更希望它成为一座“日本满铁侵华史迹陈列馆”，把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史料、经济资料向世人展示出来；而作为一座图书馆，洪忠党微微摇头：“毕竟建筑的年头太久了，而且不能改建。”他说，夏天的时候，一个孩子在图书馆读了一下午书后对妈妈说：妈妈，太热了，这里没有空调。
　　本报记者 高巍

今年秋天有点冷

本期堂主：张晓风
    堂主自传：辽宁省档案局(馆)东北大区档案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栏目主持：编辑 李傲

    古时书院，如现之大学，为学子求学之所，名儒授业之地。历史上好多的文人学者、名人志士，都曾在书院求学或设坛授业。清代中期，书院变成了应试科举、求取功名的进修场所。在东北，沈阳的萃升书院同铁岭的银冈书院、辽阳的襄平书院，并称盛京三大书院。如果说这三座书院是东北的最高学府，那么，萃升书院可称沈阳最早的大学。

萃升书院建于清康熙年间
    沈阳，清时称盛京，大清王朝的陪都，清代的龙兴重地，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为了彰显盛京城的地位，朝廷进行了各方面的建设，兴建学堂书院便是其一。
    萃升书院始建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由时任奉天府丞任奕瓕创建，院址设在奉天城天佑门内的府丞公署东面，最初只建厅堂三间，规模较小。乾隆初年，工部侍郞李永绍在德盛门(今大南门)学宫右面建立义学，不久改为沈阳书院。
    乾隆七年(1742年)，奉天府尹霍备率领下属劝募官绅捐献，集资开基拓土，扩建沈阳书院，增建学堂五间，宿舍及食堂二十一间。从此，沈阳书院规模初备，名声外扬。
欧阳瑾书写“萃升书院”匾额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时任奉天府尹欧阳瑾取萃聚英才，升扬文化之意，题写“萃升书院”四字楷书匾额，悬挂于书院的仪门之上。同时作跋于后，记述书院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业绩以及对后人的期许。从此，沈阳书院正式命名为“萃升书院”。

   说到欧阳瑾，他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生于1706年，卒于1780年，江西人，号予石。他少年得志，二十六岁时便官任正六品的兵部主事。后历任刑部、工部、吏部主事，出任奉天府尹、顺天府尹、户部侍郞、仓场总督等要职。他办事认真，清正廉洁，“中朝人士，莫不仰其清风”。离职后，从事著述，留下《三才本说》一部。
萃升书院的经营与管理
    萃升书院学子众多，开支巨大。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官府拨付，二是乡绅的捐赠，再有就是学田的租银。学田是官府划拨给学校的官地，学校把它租给当地的百姓耕种，年终收取租银，租银作为学校的日常开支。萃升书院的学田很多，不仅在本地有，在外地的锦州也有，学田最多时达两千余亩。
    萃升书院的规章很完备，奖罚分明。学员每年要举行数次考试，成绩优秀者给予伙食及其它费用上的奖励。教授(老师)每学期要讲课二十次，由山长(院长)评定好坏，按评定等级给予不同的奖励。
    由于书院的管理严格，奖罚分明，所以成绩斐然，名声大振，各府县学子纷纷报考，盛况空前。
    萃升书院名声大，教授(老师)的薪奉自然不菲。在辽宁省档案馆，就有一份关于奉天府儒学教授王泰享领取萃升书院津贴的报告及官府的批条。档案表明，王泰享的一半津贴就达二百五十两，年薪高达白银五百两。可见当时萃升书院教授的薪奉之高。
    萃升书院的山长多为学界泰斗
    萃升书院的历任山长(院长，亦称主讲)由绅董公荐产生，非德高望众之士莫属，并且多为学界泰斗。如道光年间的进士刘文麟，他原为广东即任知县，曾备受林则徐器重，后因触忤上势而被弹劾，转归故里，在盛京文坛久负盛名；又如同治年间进士曾培祺，曾任国史馆编修，主讲萃升书院多年，他也是诗文名家。
    萃升书院历任山长如下：张震，字雨辰，承德人，道光乙未举人；缪德禧，字立亭，承德人，嘉庆庚辰进士，原任吏部郎中；刘文麟，字仙樵，辽阳人，道光戊戍进士；刘梦瑚，字孔谓，金州人，道光己酉优贡；周僖，字怡园，海城人，咸丰己未恩科举人；曾培祺，字兴九，辽阳人，同治辛未进士，国史馆纂修；陆鸿遵，字翊周，广宁人，咸丰辛亥举人；尹果，字小泉，承德人，同治戊辰进士，内阁中书；李维世，字栋臣，锦县人，光绪甲午恩科进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内阁学士尚贤主持书院，开设时势策论课程，追求学以致用。两年后书院改为校士馆，由举人刘春烺任主讲。不久，俄军占据院舍，辟为军营与马棚，萃升书院从此人去楼空，荒芜颓废。（请继续关注下期内容）

今年秋天有点冷

珠林路位于沈阳市大东区中部，西起东边城街，东至东陵西路，该地在清初已形成道路，后来分段名为珠林大街、福安大街。一九五七年合称为珠林路，因路北侧曾有珠林寺而得名。

珠林寺之名的由来
    珠林寺据传系后金初年（1625年）所建，康熙初年又重修扩建，占地百余亩，是盛京最早的一座“寄灵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承德县（即沈阳县）知县庆贻称：“死者尸骨皆父精母血，贵重如珠，寄骨寺内，棺木之相依，车前廊后舍序次如林也。”并为该寺赠书有“珠林”二字的匾额一块，这就是珠林寺之名的由来。
    原珠林寺正门是用青砖砌筑，门上方书有“珠林寺”三个大字。寺内古树参天，肃穆幽静。佛殿分为正殿、配殿、碑房等共十一楹。大殿内供有从南方运来的三尊楠木雕塑大佛。西庙堂塑有城隍、土地像。在大殿后面修筑鬼王庙，供奉鬼王。另有僧房禅堂二十余间，灵房数排。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沈阳城乡传染病流行，百姓谈“瘟”色变，故昔日沈阳有句骂人话，叫“瘟大灾的”。当时清廷规定：边门里各寺院不准存放灵柩。而珠林寺位于小东门外，不属于城内所辖，因此，该寺就成为主要寄存灵柩的场所。
郭松龄祸事
    民国年间，被日军炸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及著名将领郭松龄、韩淑秀夫妇灵柩，均曾先后存放于珠林寺内。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倒戈反奉，宣布讨奉起兵，委任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霁云、魏三分别为一、二、三、四、五军军长。郭军势如破竹攻克山海关、连山、锦州，直抵沈阳附近的巨流河西岸。张作霖将奉军少数残部和吉、黑两省军队组成三个方面军。沿巨流河东岸布防。
    东北国民军猛烈进攻，形成对沈阳大包围的形势。这时，日本出兵干涉，黑龙江省骑兵袭击后方，郭军失败。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化装，从新民出走，行抵小苏家窝棚时，被黑龙江王永清骑兵队在菜窖里搜出，后被枪决。尸体运回沈阳，在万泉河体育场暴尸三天后，存放珠林寺。新中国成立，郭松龄、韩淑秀夫妇的灵柩则移葬到沈阳东陵区国公寨的西岗。
张作霖丧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帅府和大帅的尸首都成了敌寇的战利品。日本人知道张作霖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便把张的灵柩迁至沈珠林寺浮厝。一班当了大汉奸的原奉系要员念及老上司的知遇之恩，使其遗骸得以保存下来了。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6月3日，在其九周年忌日，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把兄弟)与日本人一同在奉天城为张氏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慰灵祭”，在通往奉天总站的路上，日本官兵数十人跟随灵车左右，送葬的队伍排出一里多长，挽联、花圈等一应俱全。听到消息的人们都到路的两旁为张作霖送行。
    当灵柩从奉天总站起运时，鼓乐齐鸣，场面颇为壮观，之后专列将其灵柩送往其原籍辽南锦县的驿马坊，下葬仪式非常简单，在其妻赵氏墓南事先已挖好墓穴，墓穴三面已用砖石砌好，灵柩安放后，再以水泥封口，上面培土，与其妻共同培成一个大坟。
解放后拆除珠林寺
    清朝时期，有钱有势人家的人故去，都要买上好的棺椁将死者入殓。办完丧事后，有的还将灵柩存放城里清静的庙堂里，以表哀悼和孝敬之心。
    在珠林寺存放灵柩分四等，即大单间(年租金大银元六十元)、小单间(年租金大银元四十元)、大灵房前排(年租金大银元十五元)、大灵房后排(年租金大银元十元)。
    为防盗墓，珠林寺设有专职看灵人员七人，昼夜巡逻护院看灵。夜间还有专人轮流带班，外加八条大狗看护。由于管理严格，从没发生过任何事故。
    清末民初时，珠林寺由浙江、江苏会馆经营。1919年，珠林寺由奉天同善会接管，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珠林寺于次年由民政局接收管理，当时将寺内遗存的1032口无人认领的棺椁全部进行掩埋处理，后来又将珠林寺拆除。
    珠林寺今已无存，但以其寺命名的珠林路，则记录着那段风云。记者关切

今年秋天有点冷

【上期回顾】
   在东北，沈阳的萃升书院同铁岭的银冈书院、辽阳的襄平书院，并称“东北三大书院”。如果说这三座书院是东北的最高学府，那么，萃升书院可称沈阳最早的大学。萃升书院建于清康熙年间，欧阳瑾书写“萃升书院”匾额。萃升书院学子众多，规章很完备，奖罚分明。学员每年要举行数次考试，成绩优秀者给予伙食及其他费用上的奖励。教授(老师)每学期要讲课二十次，由山长(院长)评定好坏，按评定等级给予不同的奖励。由于书院的管理严格，奖罚分明，所以成绩斐然，名声大振，各府县学子纷纷报考，盛况空前。
王尔烈曾掌教萃升书院
    嘉庆四年(1799年)，官至大理寺少卿的王尔烈因到了耄耋之年，卸任回到辽东，掌教盛京萃升书院。
    王尔烈的到来，使萃升书院名声大振，名儒学子趋之若鹜。名儒们都以能同王尔烈切磋为荣，学子们都以能听到王尔烈的授课为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王尔烈的名望太大了。
    王尔烈(1727-1801)，字君武，号瑶峰，辽阳人，有“关东才子”之称。他十六七岁时，诗文、书法便名声遐迩；二十六岁，他离开了苦读寒屋——千山龙泉寺，参加辽阳州的童试，考中拨贡，即秀才；四十四岁，参加京师礼部主持的恩科会试，考中贡士，经殿试中二甲一名进士，随即被委任翰林院编修，聘为“侍读”。1773年，四库全书馆成立，四十六岁的王尔烈任四库全书处纂修官及三通馆纂修官，从事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
    以后，他还任过京师会考官、陕西道监察御使、顺天(北京)府丞等职。1796年，嘉庆即位，委任他为内阁侍读学士，并赐予千叟宴、御赐诗、《集古三星图》、如意鸠枝等。七十二岁时，王尔烈以大理寺少卿离职回乡，掌教沈阳萃升书院，两年后病逝，葬于辽阳县风水沟村南山坡。
    王尔烈“老主同场”“文压三江”传说
    王尔烈使萃升书院名声大振，还有另一原由，那就是他的美丽传说。有关王尔烈的传说，遍布东北大地，直到现在，老百姓也是耳熟能详，其中“老主同场少主师”、“文压三江王尔烈”流传甚广。

  “老主同场少主师”，说的是他四十四岁那年进京参加京师会考的故事。其实，王尔烈三十九岁那年，曾随好友常纪参加过一回京试，结果名落孙山。
    回乡后，他又苦读五年，到朝廷举行恩科会试之时，他已胸有成竹，决心一定要拿个头名状元，结果呢，只得了个二甲一名进士。
    其实，王尔烈没能中状元，并不是他的才学问题，而仅仅是因为乾隆的心血来潮。乾隆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才学，便乔装考生，私下考场，与王尔烈等学子们同场竞技，可成绩却不甚理想。
    主考官得知实情后，为了照顾乾隆的颜面，便把王尔烈的成绩与乾隆的成绩对调，结果不言自明，王尔烈便与状元无缘了。
    后来，乾隆翻阅考卷，发现王尔烈才思敏捷，文彩甚佳，很是推崇，便拜为“侍读”，留宫教授皇子顒琰读书，顒琰就是后来的嘉庆帝，这便是“老主同场少主师”的传说。
    “文压三江王尔烈”讲的是他与江南才子比试才学的故事。相传王尔烈赴京赶考那年，与大江南北的才子们会聚京师，相互切磋才学。有一江南学子，曾耳闻王尔烈才学渊博，一见面便自诩地夸耀江南可谓“千山千水千才子”，其实这是一上对，让王尔烈对下对。王尔烈不加思索，随口对出北方是“一天一地一圣人”。经过几番较量，江南才子们纷纷落马，从此王尔烈便有了“文压三江”的美誉。
    “文压三江王尔烈”还有另一个版本。据说王尔烈家学渊源，众多兄弟亦与他一样博学多才。相传他到江南主持考试时，曾自负地说“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吾弟，吾为吾弟改文章”。这几句话便是文压三江的直白写照，同时也表现了王尔烈另外一方面的“才华”，那便是自负的文采。
张学良曾出任萃升书院院长
    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十分重视东北的教育事业，尤其重视国学的传承与发展。在听取了一些学者的建议后，决定出资二万大洋，重建沈阳萃升书院。这件事在辽宁省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
    此时的沈阳萃升书院，已是蒿草满地，破烂不堪。张学良先请设计人员对旧院落重新规划，后召集工匠对老房屋重新修茸。经过改建，一个全新的萃升书院呈现在世人面前。随后他又派人到各地购买经书子集等图书，在文昌阁设立图书馆。
    硬件完备，他又进行软件建设。首先，他建立了一套精干的管理机构：设院长一人，院监一人，学监一人，庶务一人，文牍(兼图书管理员)一人，事务员一人。
    为了管理好萃升书院，张学良亲自出任院长一职。聘请著名学者于省吾担任院监，全权负责书院的日常管理。并且还决定每年出资四万元，作为书院的日常开支。
    张学良非常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除让于省吾亲任院监外，还从北京请来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王树楠，古文泰斗吴闿生，史地专家吴廷燮，以及后来的国学大师高步瀛等。一时间，沈阳萃升书院名师荟萃，羡煞他人。
    萃升书院以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开设经学(易经、尚书、左传等)、文学(古文)、史学(明史、汉书等)、词章(唐诗、宋词)四科。
    学生来源，主要是通过考试，由奉天省教育厅直接负责，层层选拔，择优录取。
    此外也有保荐和自荐的学生，如辽宁省档案馆就存有一封自荐信，是一个吉林学生刘心博写给奉天省长翟文选的，信中说他志向国学，十年不辍，非常想到沈阳萃升书院就读。后经研究，如愿获准就读。
“九·一八”后，书院被迫关闭
    萃升书院除正式录取的学生外，还设有旁听座席，也称院外生，即经院监批准，参加旁听的学生。书院规定，不论正式生还是旁听生，一律免收学费，学生只交书费和伙食费。
    学生学习期间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每月会考一次。为了鼓励学生学习，设立奖学金，院内生与院外生均有，各为二百块现大洋。奖学金分为四等，每等数目不同。
    书院还设有院刊，名为《萃升丛刊》，刊登教授们的著述及时评性文章。《萃升丛刊》很受读者的欢迎，是当时发行量很大的期刊。
    萃升书院复办后，呈现了一派兴盛景象，求学者纷沓而至，课堂拥挤，人满为患。课暇之际，向名师求教之人是络绎不绝，学员间相互探究争论之声不绝于耳。只可惜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书院被迫关闭，学员流亡关内，萃升书院彻底废矣。

间相互探究争论之声不绝于耳。只可惜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书院被迫关闭，学员流亡关内，萃升书院彻底废矣。


    本期堂主：张晓风
    堂主自传：辽宁省档案局(馆)东北大区档案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今年秋天有点冷

　位于中山路上的奉天邮便局老楼是2004年沈阳市公布的70处不可移动文物之一。当年，像这样属于邮政系统的建筑在老沈阳分布很广，这些老建筑勾勒着沈阳这座城市邮政事业的发展。　　沈阳地理栏目推出沈阳老建筑回眸系列报道，如果您与沈阳某座老建筑有温暖的回忆，欢迎您的加入。联系电话：024－26215855
　　奉天邮便局老楼，如今仍旧是邮局。邮便局是日本人对邮局的称呼，而清政府称外国在华所办的邮政为“客邮”。
　　从1915年奉天邮便局自西塔附近迁入这座楼房开始算起，90多年来这里始终没有改变过用途。
　　“信抵万金”的年代
　　沈阳这座城市关于邮政的全部历史，都要围绕着人与信的故事展开。邮政的发明不得不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虽然不会名垂青史但却能让很多人感受温暖的瞬间，对于中国人来讲，感受会尤其强烈。
　　中国古代人特别伤感于离别，因为那时老百姓不仅没有手机无法打电话、没有电脑不能发邮件，甚至连邮局也没有，常常只能是留下一个大概的地址，当再有熟人往那个地方去的时候给捎信过去，至于中途带信的人会不会改了行程，那边的朋友会不会换了地址，便无法查证，也不知古代有多少邮丢了的信函。
　　尽管中国古代也有伟大的发明———驿站，专门传递文书，但是那是只有官府才有特权使用的工具，也只有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借官邮之便携带私人书信过去，与老百姓互相联系的渴望相距甚远。
　　直到宋代以后，私邮有了发展，明代出现了组织比较严密的民间通信组织———民信局。这是一种商业组织，最初诞生于15世纪初明永乐年间的宁波一代，那里正是经济比较发达、通商比较方便的地方，以后逐渐发展到内地。至于终于把这种现代化的方式传到沈阳，那又是40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兼营保镖的民间邮局
　　1862年是清朝同治年间，当时的江南一带民信局发展已到鼎盛，全国大小民信局总共有几千家之多。沈阳这座地处东北的城市终于在这数千家民信局中拥有了自己的邮局。
　　当时沈阳的民信局以义合信局为规模最大，总局设在奉天城内的小西关，经办信函、包裹、汇兑，邮信已经从数量、距离、重量以及价值等方面计算资费。有趣的是，这一间邮局还兼营着镖局的职能，足可见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只要是长途路远的活计都是充满风险的。
　　民信局在沈阳一共存在了59年，到1921年沈阳各民信局全部停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官方的邮政系统逐渐接手了民间信件。
　　沈阳的官方邮政系统最初是驿站，至1907年全部撤销时共存在了一千多年。清朝后期，“客邮”这个新名词开始成为邮政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客邮”，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领土上强行设立的邮局，这些邮局侵犯中国主权，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清政府还美其名曰“客邮”。1834年英国在我国广州开办了第一个英国邮局。接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效尤，有些国家凭借“客邮”邮袋不受海关检查的特权，大量贩运鸦片、吗啡等毒品，偷漏关税，进行走私活动。沈阳也毫无例外地成了被“客邮”紧盯的对象。
　　沈阳的日本“客邮”
　　沈阳这座城市的“客邮”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1900年是光绪26年，俄国首先在沈阳设立了战地邮局。接着发生了那场两强争肉的日俄战争，一场以中国人的尸骨堆积为代价的战争后，日进俄退，历时五年的俄国“客邮”结束，日本人的势力进了沈阳。
　　1905年是光绪31年，可是对于沈阳的百姓而言，这个年号的意义已经不像以往那么重要，因为日本人在这里确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继承了俄国在东北的特权，开办邮局。位于中山路上的奉天邮便局老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在《沈阳邮政志》大事记上第一次出现对这座建筑的记载是在1915年10月1日，“奉天邮便局由西塔附近迁入奉天铁道附属地昭德大街新建楼房办公。”原址西塔的奉天邮便局是1906年日本人将第17野战邮便局改革而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长期侵占中国的邮政。同时，日本人先后在沈阳城内及周边设置支局。
　　1914年在现在的中山路，当时的昭德大街上，日本人开始投资10万余元，兴建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的二层楼房，第二年竣工搬迁。
　　对于这座老房子，曾经在沈阳市邮政局任团委书记的任春田记忆最深刻的一点就是结实：“我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座建筑下面挖地洞，会碰到那房子的地基部分，有些被拆除下来没有用的砖头被我捡回家里，想可以盖个小棚。日本人的红砖比我们的小一圈，但是更厚一点，我捡回去的砖上还挂着水泥，我想把水泥凿下去可能会破坏到砖，谁知那砖无论我怎么凿，连一点粉末都不掉。”
　　就是这样一座坚固的邮便局，设立庶务、邮便、电信三课办理邮政、电信的全部业务，负责管理全市日本“客邮”居所，当时共有职工426人。随着后期日本“客邮”的不断发展，到“九·一八事变”之前，以这座奉天邮便局为中心的日邮系统已经形成，与中国政府开办的中华邮政各局分庭抗礼。
　　仅剩空壳的文物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将在沈阳的邮局全部移交给伪满奉天邮政管理局管辖，“日伪”邮政合二为一，历时32年的沈阳日本“客邮”史结束。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座建筑始终承担着邮政的工作。
　　如今，这座老建筑仍旧矗立在中山路上，是太原北街路口上的标志性建筑，上公交车打听是否是开往太原街的车，有时能听到司机这样回答：到老邮局那里就拐弯了。
　　如今的老邮局，建筑风格一如从前，不过红色更加清秀。但是走进建筑内部，不断的重新翻修已经让这里焕然一新，大理石地面，现代化的营业大厅，丝毫找不到任何衰老的痕迹。无论它的过去曾经属于谁，曾经留下怎样的痕迹，如今，它承担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彼此传递消息的责任，尽管比起往昔来，今日的邮政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在这座建筑后边的院子里，两棵高大的树已经在寒冷的北风里仅剩枯枝，柏油马路地面上有一摊摊五颜六色的痕迹。邮局的工作人员说，这都是夏天栖息在这树上的乌鸦的粪便，“这两棵树和这房子差不多老，太原街上其他的老树都渐渐没了，来这里的乌鸦就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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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顾】
  大御路，是清代北京（清代称北京为京师）至沈阳的陆上交通大通道。
    永安桥，亦称大石桥，在沈阳西北15公里的马三家子镇永安桥村，为清代皇太极崇德六年（1641年）所建。永安桥是大御路的必经之路，也是东端最后一座津梁，又为先帝皇太极所建，向为清代官方重视。300多年后的今天，它又成为大御路唯一保存下来的清代古迹。
    在京奉铁路通车前，大御路是关外通向关内主要的陆上通道。它不仅改变了此前沈阳入关需南下辽阳、海城再西转盘山、北镇才能入山海关的老路，也大大缩短了沈阳通向关内的距离，对于推动盛京的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
清帝东巡十六次走在大御路上
    之所以称这条大路为“大御路”，就是因为它是皇帝东巡所走的路，同时也是运送“御物”的通道。清帝从顺治元年（1644年）入主中原后，凡经十位皇帝，其中有四个皇帝十次东巡，十六次走在大御路上，并从永安桥上通过，往返于京师与盛京。他们是：康熙皇帝玄烨三次东巡，乾隆皇帝弘历四次东巡，嘉庆皇帝顒琰两次东巡，道光皇帝旻宁一次东巡。
    康熙皇帝玄烨三次东巡分别在康熙十年（1671年）、二十一年（1682年）、三十七年（1698年）。其中，第二次东巡返程是经辽阳、海城、牛庄、沙岭（盘山境内），从大凌河西（凌海境内）并入大御路；第三次是经古北口、蒙古喀喇沁旗、建平境内、科尔沁旗、伊屯门（吉林双阳境内）、吉林乌拉（吉林），南下进入盛京，其他行程全是走在大御路上。
    乾隆皇帝弘历四次东巡分别是在乾隆八年（1743年）、十九年（1754年）、四十三年（1778年）、四十八年（1783年）。其中第三次东行是通过大御路，其他三次都是从承德东行，返程全部通过大御路回到京师。
    嘉庆皇帝顒琰两次东巡分别在嘉庆十年（1805年）、二十三年（1818年），道光皇帝旻宁于道光九年（1829年）东巡，全部是通过大御路往返。
    另外，雍正皇帝胤禛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春，以雍亲王身份代替康熙皇帝往祭关外三陵，走的也是大御路。
清帝“御物”由此路运往盛京

    在盛京故宫，保存着大量的皇家物品，从皇族家谱玉牒、实录、圣训，京师运来的各种珍宝、书画，到皇帝东巡的用品，以及四库全书等，全部是经过大御路运到盛京。每次运输，不仅要对路面进行专门的修整，还要举行特殊的仪式。以运送玉牒为例，大御路的特殊作用可见一斑。
    玉牒为皇族家谱，是象征皇权的尊崇圣物。修竣以后，要选择雨水较少的秋冬季节送往盛京，由清政府管理气象、历法的官员“钦天监”择选良辰吉时起程。事先在宗人府搭设彩亭，用黄盖龙旗仪仗，乐部奏乐；穿着朝服的玉牒馆总裁率纂修官员，“恭奉”玉牒，行三跪九叩大礼，满汉文武官员也须盛装于午门外跪迎；皇帝阅毕，内监捧出，再由王公于太和门外金水桥跪送。
    良辰吉时一到，由八名校尉抬出城。到城外后，将行箱由彩亭中移出，放进用彩绸装饰的行驾彩亭中。每座行驾彩亭由两头骡子驾行，再另备一头骡子随行，以便更换。行驾彩亭前有一柄黄伞、一对龙旗、一对御杖居前引导。每座彩亭派绿旗兵两名，每十名兵指派绿旗官一员，前引后护，敬谨扶卫前行。
    京师派出的运送玉牒的官员队伍由朝阳门出发，经大御路关内段至山海关，交由盛京官员后即行撤回。盛京将军派副都统率领满洲八旗官兵等护送玉牒经大御路关外段到盛京。玉牒经过时，各地方文武官员，都必须穿着朝服出城跪迎跪送，最后到达盛京故宫在崇政殿陈设后，再送往敬典阁“恭贮”。
    玉牒所经之道路、桥梁，事先命令地方官府修整平坦，玉牒经过之时还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恭敬至极。
    玉牒车队前行过程中，经过的地方州县入境之地，都要搭建席棚、木坊，标明地界,地方文武官员跪迎跪送于道路左侧。装载玉牒的骡车每天只走不过五六十里，歇宿之处所在地的州县地方官府，要在宽敞洁净的地方搭盖彩棚，以便放置行驾彩亭，旁边准备好贮水木桶、汲桶等消防用具。地方官还要带兵巡防，以昭严肃，并亲自护送出境。行驾彩亭每进出彩棚，随行官员及地方官员均要行三拜九叩大礼，十分讲究。
    运送玉牒是这样，运送清实录、圣训也同样如此隆重复杂。
    文书传递、官员调任的必经之路
    大御路的作用，除了皇帝东巡、运送“御物”之外，也是京师通往盛京的驿路，中途设有若干驿站。京师运往盛京的八旗粮饷、官员俸禄，两京之间的文书往来，以及官员调任、卸任、公出、察省等，大御路是必经之地，只不过过往人员住的不是行宫，而是驿站，但走的却是同一条路。
    一直到1907年京奉铁路通车后，大御路才失去往日的光彩，两京往来的首选成为火车，就连最后一次向沈阳故宫运送玉牒，也舍弃了大御路上的骡车，而改为火车运输。
    大御路上清帝一路走一路诗
    清帝东巡，一是拜谒关外祖陵，二是通过东巡达到整军习武、考察吏治、联络蒙古等政治目的，第三也不泛实现其游览观风、行围打猎，消遣娱乐之私利。不然，何为走一路猎一路，不放过每一个风光古迹，大御路的每一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诗词歌赋？以乾隆皇帝弘历为例，每一次东巡都留下诗词百首以上，第三次东巡中仅收进御制诗集的就有130多首。从启跸京师到沿途行宫，从大御路上的每一处古迹到先帝的遗物，从天气阴晴雨雪到风土人情，都成为他歌咏的对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弘历第三次东巡，行至广宁（北镇），走上先祖修筑的叠道，作《叠道》诗一首，诗前序：“盛京以西向多沮洳，其近沈阳者，自太祖命修叠道百二十里，太宗复建永安桥以便行旅，至今赖之。而广宁之柳河沟当夏月阴雨尚患泥泞，丙申岁，承德、锦县、宁远、广宁四属商民捐赀筑治叠道，中间多架木彴通汙潦，今过其地居然坦途，虽时以八月，且晴霁旬余，固可安行无阻，而修道成梁，王政所尚，矧近市之人能知大义，分所有以利人，淳风足嘉也，因记以诗。”诗曰：沈阳叠道接广宁，沮洳年深或重渟。畚挶成梁众情切，车驼遵路仲秋经。攻之足识民风古，除也犹惭王政型。大胜南阳诸父老，不求逭赋急公德。
    嘉庆十年(1805年)，顒琰第一次走上叠道，发出同样的感慨，赋《叠道》诗一首：修治潦原天命年，建桥崇德益凝坚。长途自此消泥泞，王道由来乐荡平。沮洳成梁通远渚，康庄策骑览秋田。柳河续浚考恩厚，赐复蠲租泽继先。并作诗后记：“叠道之建，盖因盛京以西至广宁地势洼下，每当夏秋之交，时霖积潦，不便车马。我太祖定都沈阳即饬修治，成叠道百二十里。太宗崇德六年，复修永安桥，以通潦而道益固。自是师行无阻，用集大勋，至今行旅尚蒙其利。至广宁柳河沟一带之道，为我皇考乾隆丙申岁承德、锦县、宁远、广宁四属商民续修。皇考降恩旨，赐复两岁并优奖治道之商。今来瞻礼镐京，履荡平之旧迹，缅缔造之经纶，仰恩遗泽益勉继绳。恭纪长言并识梗概如右。”

  康熙十年（1671年）、二十一年(1682年)，玄烨两次东巡都曾驻跸在永安桥附近。二十一年第二次东巡驻跸在永安桥西，饭后无事，仔细观赏永安桥风光，作《过永安桥口占》一首：夹路飞尘宿雨消，十年曾此驻龙镳。春风城阙知非远，几处轻寒变柳条。
    乾隆八年（1743年）弘历第一次东巡过永安桥，作《雪中过永安桥》五言长诗一首：明禋应时修，征辔凌晨发。豹尾去沛里，龙镳指京阙。腾六欲效灵，元冥正司节。初飘沥沥霰，旋零绥绥雪。途景己堪适，凭舆趣尤别。琼瑶入眺吟，川原供揽结。不殊书室中，推窗玩清绝。行行过永安，镜影含光洁。平林久秃兀，乍喜千葩缬。旷观既詄荡，逸兴复郁勃。洒然银色界，仿佛卢沟月。
    一诗兴致未尽，又赋一首《前题再咏》：吚喔声寒茅店鸡，石桥东畔沈阳西。素凝遥嶂皆成画，翠剩孤松最合题。三白叶心方喜慰，二陵回首重低迷。导斿尽教行行止，未惜瑶田碎马蹄。
    乾隆十九年(1754年)，弘历二过永安桥，再作《永安桥》诗一首，并作序：“盛京城西至广宁向多沮洳，行旅颇艰。我太祖初定沈阳，即命修除叠道一百二十里，太宗崇德六年又建永安桥，自是师行无阻。用集大勋，策马经过，摛毫志事。”诗曰：除道修桥经指挥，师行来往迅如飞。奚征贞观征辽阳，布土徒劳奏绩希。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弘历三过永安桥，又作《题永安桥》一首：向多沮洳盛京西，百廿里修道似堤。更建坦行永安约，遂教直接广宁蹊。当年师旅资挞伐，此日农商受福禔。有举胥为奕世计，经过惟亹继绳兮。
    从这些御制诗中，我们足以见到后代皇帝对先帝所建的大御路和永安桥的重视，字里行间也反映出大御路和永安桥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可以想象，在一百多年前，大御路有如今天的京沈高速公路，每天车流不息，行人不断。皇帝东巡的队伍浩浩荡荡，运送“御物”的骡车不见尽头，过往官员骑马坐轿慢慢悠悠，传送公文的信使驿丁飞马奔驰。狭窄的永安桥，桥下是湍急的河水，桥上有长长的骡车队伍缓缓有序地走过。这一切，有如一幅幅风景画，就这样在大御路上演绎了近2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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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堂主:张树纯堂主自传：辽宁省档案局（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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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路位于沈河区中部，西北起沈阳路，东至正阳街，清代命名为承德县胡同，以路西曾设有承德县衙署而得名。1913年，改为沈阳县胡同，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后，1989年正式命名为承德路至今。
沈阳县与承德县的变幻
    这条路上的原承德知县公署，旧时为推官公署，康熙六年（1667年）改为县署。县衙内有大堂三间，内宅九间，书吏房三间，仪门一座，大门、门房各一间。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又增建瓦房二十一间。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扩建了川堂三间。清末，知县大堂还悬挂着知县胡绍祖书写的“亲民堂”匾额；据清沈阳籍名士缪润绂著《陪京杂述》内称：这位胡知县所书的匾额：“笔力刚凝，兼有颜、柳之风”。
    据《承德县志书》：管辖盛京城外四郊，辖境东至抚顺城，西至辽河，南至十里河，北至懿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县下分为东、西、南、北四路，路下设区。
    “民国”二年（1913年），因原有厅州一律改为县，当时的奉天府即改为奉天县。同年四月，因省县同名，故又恢复了承德县的旧名，后又因为与河北省的承德重名，就改为沈阳县，以县治在沈水（浑河）之北而得名，隶属奉天省辽沈道，该地名被称为沈阳县胡同。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将沈阳县划归沈阳市领导，设郊区撤销了沈阳县。1956年又复置，属辽宁省辽阳专区。至1958年又改属沈阳市，当时其辖境相当于今日的苏家屯、东陵、新城子、于洪4区，沈阳县一直到1960年才撤销。
“马傻子”火烧县衙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条古老的街巷内，曾发生过一起震惊关东的旧闻轶事。
    清同治年间，东北各地贫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辽吉间农民义军揭竿而起，当时在盛京附近活动的起义军有绰号“马傻子”（即马国良）及徐占一率领下的队伍，他们高举“替天行道”的大旗，声威远震。“反清廷，杀恩合（时任盛京将军），杀富济贫”的口号成为当时凝聚人心、扩大起义队伍的法宝，“马傻子”义军的规模由最初的几百人迅速扩大到数千人。
    据清代缪润绂著《陪京杂述》内“劫狱”对该事件有详细记载。一天夜里，时任盛京将军的恩合将内务府等王宫大臣聚到将军府乐，其城内重兵也随之转移至将军府驻守。正当他们花天酒地、歌舞升平之时，“马傻子”的得力干将徐占一乘虚而入攻进盛京城，火烧承德县衙及大狱，杀死总役康宁，释放数百名关押的囚犯，同时烧毁兵、刑部文书案卷等物，盛京城内顿时火光冲天。当恩合在将军府远望火光冲天的刑部大狱时，吓出一身冷汗，马上紧急调来援兵，镇压起义军。趁天还没亮，义军由小南门从容出城，等到清军援兵赶来时，早已踪影全无了。
张学良与同泽女子中学
    在这条街巷的南部，还有一处由张学良将军创建的同泽女子中学，沈阳新中国成立后曾改名为第三女子中学，如今又恢复同泽中学校名。
    同泽女子中学于1928年3月1日正式诞生，张将军亲自题写校名，冠以“同泽”，旨在鼓励莘莘学子。“同泽”一词语出《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其译意是：谁说没有衣裳穿？我和你同穿一衣。天子已下兴兵之令，我们立即整修兵器，一起从军，去抵御异族入侵。以“同泽”为校名，意在激励后生学子，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1928年11月，张学良将军鉴于学校规模狭窄，校舍陈旧，又拨银元50万，在学校原址上筹建教学楼和宿舍楼，请中国著名设计师杨廷宝设计。同泽女中第一期学生，为感念张学良将军的恩德，每人捐献7块银元，在主楼正厅竖立张将军全身铜像，以示纪念，可惜，“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寇毁掉。
    “皇姑屯事件”以后，张作霖被日寇炸死，张学良将军回奉天主政，于1930年9月18日在张氏帅府大青楼的老虎厅枪毙了亲日派杨雨霆和常荫槐后，把老虎厅封闭，原放置在老虎厅的东北虎标本，赠送给刚刚落成教学楼的同泽女中，以示对学校的偏爱。
    张学良将军在同泽女中建校时就确立了“强国保种”的办学宗旨，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并且制定了以“诚”字为核心的校训，他在训示中写到“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待人处事，须出以诚，免去虚伪。”
    现在的承德路“承德县衙”，在沈阳飞速的城市建设中，早已旧貌换新颜了，有关承德路的故事也就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了。首席记者 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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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主小传　　阎崇年，1934年生，山东省蓬莱市人。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
　　主要著作：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和《燕步集》共4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天命汗》、《中国都市生活史》等14部，主编《袁崇焕学术论文集》、《戚继光研究论集》等11部。其先后发表满学、清史、北京史论文200余篇；先后到美国、日本等国家讲学，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编者按：
　　仁者，常受小人的算计；智者，常受庸人的排挤；勇者，常受呆人的妒忌；廉者，常受到贪人的打击。
　　在中国历史上，仁智勇廉的贤德之士常常得不到善终，近日火热各大影院的《投名状》中的三兄弟也刚好印证了这个道理。
　　从本期开始，《晨报讲堂》将把历史上最有名的两大冤将———袁崇焕和韩信，逐一介绍给大家。
　　袁崇焕和韩信都以仁智勇廉的高尚品格，成为后世仰望之楷模。前者，因为皇太极的反间计惨遭磔刑，含冤离世；后者被吕后骗入朝中，在长乐宫的钟室里结束了生命。
　　本期堂主阎崇年将从袁崇焕的悲剧结局讲起，逐步进入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
　　明崇祯三年即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22日）这一天，中国的天庭上，一颗星辰陨落。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惨遭磔（zhé）刑。这不仅是袁崇焕个人的悲剧，更是大明皇朝的悲剧。
　　在明亡清兴的历史上，明朝为辽东边事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另一个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万历朝误杀了塔克世，崇祯朝错杀了袁崇焕，从而引发出一连串的历史事变：前者，努尔哈赤含恨起兵，成为明亡清兴的历史关节点；后者，朱由检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平台落狱，反间计离间君臣
　　明崇祯二年即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日，崇祯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传谕是要“议军饷”。
　　袁崇焕当时的职务是：明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袁崇焕负责抵御后金军队南进，守卫山海关，保卫北京城。袁崇焕的驻地在宁远（今辽宁兴城）。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同他议军饷，而是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要从头说起。这年十月，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就是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通过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巡视到山海关时，得到了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他心焚胆裂，急点九千兵马，“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就是行军途中兵不再吃饭，马不再喂草，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
　　时值寒冬，大营露宿，缺乏粮料，兵饥马饿。而袁崇焕率领援军，在这样极度不利的情况下，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皮一般。当时的场面，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军勇士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手下的副官用刀一挡，才使他幸免于难。
　　皇太极与袁崇焕有着难解的仇恨。想当年，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就曾受挫于袁崇焕固守的宁远城下，百战百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不久郁郁而终。还有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城下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打伤后饮恨而死的。后来，决心雪耻的皇太极又在宁锦战场上败给了袁崇焕。两次兵败的奇耻大辱，父亲丧命的深仇大恨，使得皇太极不能善罢甘休。
　　在北京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战之后，皇太极的八旗大军没有撤退，等待时机；袁崇焕也在休整兵马，准备再战。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
　　此前，后金大军在广渠门战败屯驻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据《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第二天，皇太极下令将杨春、王成德带到德胜门外，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对他们加以监守。高鸿中、鲍承先等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卧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城下之盟，很快可以成功。太监杨春、王成德假装卧睡，倾耳窃听。
　　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杨太监、王太监。两人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的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内容，奏报了崇祯皇帝。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飞语，又误中后金的反间计，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军饷”。
　　隆冬时节，大地冰封，袁崇焕率领的军队，露宿城外，无粮无草。此时听到皇帝要议军饷，袁崇焕自然非常高兴。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这时是九门戒严，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袁崇
　　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下令将袁崇焕逮捕。
　　这件事情，学者张岱在他的《石匮书后集》里面有记载，《崇祯长编》也记载，说：“逮督师袁崇焕于狱。”就是逮捕袁崇焕下狱。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记述较详：“著锦衣卫拏（ná）掷殿下。校尉十人，褫（chǐ）其朝服，杻（chǒｕ）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袁崇焕被剥掉官服，身受刑具，押送到锦衣卫大狱。
　　
　　
　　惨遭磔刑，身首异地终惨死
　　明崇祯三年即后金天聪四年八月十六日，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惨遭磔刑，含冤离世。
　　明朝的刑法，《明史·刑法志一》记载有五种：一为笞（chī）刑，如鞭笞；二为杖刑，如廷杖；三为徒刑，如监禁；四为流刑，就是流放；五为死刑，就是处死。死刑有两种：一是绞死，二是斩首。凌迟、磔死都是五刑中死刑之外的酷刑。
　　什么是磔刑呢？“磔”字本来不是用于人的。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杀牲以祭神，就是把祭的牲肢解。后来变成一种对人的最为惨烈的酷刑，就是分尸，也解释为车裂，又解释为寸磔。
　　有一部书叫《六部成语》，书中说：磔刑是“碎磔之刑也，俗名剐罪也”，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清代六部成语词典》解释“磔罪凌迟”大意说：凌迟之刑，始于五代。正式刑名，见于辽代。行刑方法，各代不同。具体做法是：在法场立一根大木柱，绑缚犯人，刽子手用法刀，一片一片地剔受刑人的肉，先手足，次胸腹，后枭（xiāo）首。也有一寸一寸地将肉割尽，然后取出内脏，肢解尸体，剁碎骨头。有的受刑人肉被割尽，还未断气，心仍在跳动，甚至于还有视觉和听觉。凌迟用刀割，有8刀、16刀、32刀、64刀、128刀，甚至有3600刀的。
　　袁崇焕所受的就是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袁崇焕死时的惨烈，张岱的《石匮书后集》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luán）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dàn）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niè），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就是说袁崇焕受刑的时候，从镇抚司的监狱被捆绑着押到西市（西市就相当于今北京西四丁字街这一带地方），然后由刽子手用刑，将袁崇焕身上的肉，一寸一寸地片割，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围观的百姓，有的从刽子手手里抢到一块肉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有的争抢刚开膛取出的肠胃就烧酒喝、鲜血从齿颊之间流下，还唾骂不已。还有的没有抢到或买到肉而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最后骨肉俱尽。
　　按说明朝有“八议”，就是重要的人在量刑的时候有八种特殊情况可以减免刑罚。“八议”是：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八种情况有其一，就可以减免刑罚。袁崇焕不仅有其一，如有功、有勤、有贤等，并且取得了宁远、宁锦、京师三次大捷，有大功于国家、民族和社稷，最后竟然落得个磔刑而死，身首异地。
　　
　　
　　
　　旷世悲剧，留给后人的思考
　　袁崇焕的死是悲剧，悲剧在中国古代史上很多，但是，像袁崇焕这样的旷世悲剧并不多，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为什么这样说？理由有八：
　　第一，可惜的年华，盛年遭难。
　　袁崇焕被磔杀这一年是47岁，正当盛年的时候，这样为国为民、朝气蓬勃、舍生忘死、仁智勇廉的人，死于敌人之手尚且可惜，何况是被自己的人杀害？
　　第二，诬蔑的罪名，“欺君通敌”。
　　大家知道，岳飞被杀，罪名是什么？三个字：“莫须有”。袁崇焕被杀，罪名是“欺君通敌”。袁崇焕既没有欺君，也没有通敌。袁崇焕的罪名是被诬蔑的罪名，同岳飞一样，三个字：“莫须有”。
　　第三，残酷的刑法，惨遭磔刑。
　　袁崇焕是大明皇朝的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连续取得宁远、宁锦、保卫北京的三次大捷，竟然遭到最残酷的千刀万剐的刑罚，“八议”对他也没有用。崇祯皇帝置一切于不顾，用最残酷的刑罚———磔刑，杀害了袁崇焕。
　　第四，可悲的民怨，民恨众怨。
　　袁崇焕为保卫北京而死，为保卫国家、民族、社稷的利益而死，但是他死的时候得不到北京老百姓的理解和同情。
　　我上面讲的那些例子，可能有夸大，但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他死的时候京师老百姓不认为他是忠臣，而认为他通敌卖国。为了保卫北京，他甲胄中箭像刺猬皮一样，到头来却被自己效忠的暴君杀死，而且得不到京师老百姓的理解。
　　第五，清贫的督师，不贪分文。
　　袁崇焕做蓟辽督师，每年经手的粮料、白银数以百万计，但他分文不贪。父死奔丧，回家路上没有盘缠，靠同僚、朋友凑钱给他回家为父发丧。他在福建邵武做知县时，也是一分钱不贪。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袁崇焕死后被抄家，结果是：“家无余赀”。官做到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就是相当于今国防部长兼沈阳军区司令这么大的官，死后抄家，家无余赀。《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讲过一句话：“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袁崇焕像岳飞一样，做文官不爱钱，做武官既不爱钱又不惜死。
　　第六，悲惨的家庭，身后无子。
　　袁崇焕受刑之后，胞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而他身后无子。大家知道，岳飞有儿子：雷、霖、震、霆，有孙子岳珂，岳珂写了《吁天辩诬集》、又辑《金陀粹编》，辑岳飞资料，给岳飞鸣冤。于谦死后，他的儿子于冕把他的遗稿收集起来出版，就是《节庵存稿》。袁崇焕没有这样幸运，所以在他死后，很多珍贵的材料都散失了。
　　有人问：袁崇焕是否有儿子？据抄家时记录、当时文献记载和后来乾隆帝派人调查，袁崇焕没有儿子。史料确曾见一处说他有子，后来有传说黑龙江将军寿山是他的后代。那么，袁崇焕的儿子，到底是根本没有、死了，还是蒙难时被人保护隐藏起来？现在还是一个历史之谜。
　　总之，没有后人为袁崇焕搜集整理佚文资料，使我们今天研究袁崇焕遇到因文稿散失而缺乏资料的困难。
　　第七，痛心的身后，尸无葬处。
　　明朝人史玄写了本书叫《旧京遗事》。他说犯人在西市行刑的时候，刑部等职能部门要派官员去监斩，顺天府大兴县、宛平县的正堂要亲临现场。大兴县领犯人的尸身，宛平县领尸首，然后往一起对，看是不是有替身。
　　袁崇焕这么大的“钦犯”，必然有很多官员监斩，那么他的尸体到哪儿去了？张岱说是“传首九边”。“传首九边”的是熊廷弼，说袁崇焕“传首九边”则只见《石匮书后集》这一条记载，孤证无征，难成定论。
　　那么袁崇焕的尸首到底哪儿去了？民国初年有人说袁崇焕的头颅被仆人窃走，私埋在自家的院子里。但是，在明清的官书、文集、笔记、方志、谱牒、档案里，见不到这方面的记载。
　　第八，尴尬的平反，敌朝昭雪。
　　大家知道，岳飞死后，事过20年，由宋高宗的儿子孝宗为其平反；于谦死了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宪宗为其平反。他们都在当朝平反。袁崇焕呢？是他死152年以后，由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给予平反。
　　乾隆皇帝看了《明史·袁崇焕传》和《清太宗实录》后，知道袁崇焕忠于明朝而被冤杀。他要广东巡抚尚安查访袁崇焕的后代。后来尚安回复了，说袁崇焕没有后代，只好从他本家后裔里找一个孩子来接续袁崇焕的香火。从此，袁崇焕蒙冤的真相才正式大白于天下。过了一个时期之后，人们才敢于公开纪念和祭奠袁崇焕。

今年秋天有点冷

行与市简单地说都是市场的意思，由最早的集市发展而来，泛指经商做买卖的地方。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详分为行与市。行是专业化比较强的营业场所，而市是指买卖东西的地方。沈阳是关外较早的商贸中心，很早的时候游牧民族就在这里用皮毛、山货换取粮食、布匹等。后金迁都沈阳之后，作为一代都城，沈阳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商业也就更加繁荣起来。各种行市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都城。到了清代末期，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介入、商埠地的划分，行市开始向城外扩展，城市的范围也在悄然扩大。现在沈阳已经是一个拥有七百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大大小小的各种行市也已经是数不胜数了。
    最早的行市形成于中街
    沈阳商业的繁荣是从后金迁都沈阳开始的，后金的统治者在明沈阳城的基础上重修城墙，将原来的四座城门改为八座城门。后金日益强大，变成大清之后，统治者对沈阳这一龙兴之地眷顾有加，又在城墙外修筑了一道关墙。于是沈阳城就变成了内有城墙外有关墙，八座城门对应八座关门的格局。在城外是一片片的菜园子和稀稀落落的农家、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在城内，沈阳四面城墙上的八座城门连接成井字街，井字街的中心是皇宫，周围是王府、衙门等，居住的尽是些皇族显贵。贵族们不事劳作，但吃穿享用却毫不马虎，各种吃食用品，都得购买。有需求就有市场古来如此，而且有钱人多的地方，买卖自然好做。于是在皇宫后面的四平街（今中街）形
成了这座都城最早的商业中心。1648年天朗药房出现在四平街，此后，天益堂药店、中和福茶庄及萃华新银楼等商号陆续出现。在其周围的胡同里也逐渐形成各种行市。在其路南胡同里的夜市，可以买到各种百货、小吃，还有书铺、专门熟制皮革的臭皮行、卖各种铜器的铜行；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起在四平街还出大行，开设画棚。四平街北和铜行相对的是卖各种木制器皿的木行，在福胜门（大北门）里大街，钟楼东北、长安寺一带，有专卖银饰的银市。每年元宵节前后,在钟楼南大街会形成汇集各种花灯的灯市。在钟楼南及内治门（小东门）里大街，每年八月十一到中秋节后是水果市。内治门里有鱼行，在内治门内以南及钟楼南月窗胡同还有一个貂皮局。外攘门（小西门）里大街有卖皮革制品的皮行，专卖旧衣服的估衣市，路南还有一个文物古董市。在德胜门（大南门）金银库胡同是烟袋铺。骡驮轿店在德胜门路西。
    热闹的行市不仅集中在城内，在城门外边门里也有很多行市。1829年沈阳内治门护城河一带出现一个较为固定的蔬菜早市，不久在大南门边门城墙下又形成另一个蔬菜市场。在天佑门（小南门）外碧霞宫前，内治门外天齐庙前，怀远门（大西门）外，外攘门外，福胜门外，地载门（小北门）外向西各有一处柴草市；在福胜门外和地载门外各有一处缸市；内治门外向北、德胜门以西每天清早到中午是菜市；内治门向南是瓜行；在文德坊也就是东华门外是劈柴市；在福胜门、地载门外有数家钱庄；八门及抚近门外头道沟北、内治门外小津桥，福胜门外横街是车行；出德胜门向东、出抚近门（大东门）向南是焦炸市……
    各种行市门类齐全，分工明确，行业化特点已经相当明显了。
    张作霖开办了南北市场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逐渐走向衰落，一个接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利益瓜分殆尽。沈阳作为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同样不能幸免。1903年10月，通过中美、中日通商续约，沈阳被正式辟为商埠地，允许外国人在此通商。1906年清政府在沈阳设立商埠局，于外攘门（小西门）外辟地一万余亩，东至边墙（青年大街）,南至大道（文化路），西至满铁附属地（和平大街），北至皇寺前的大片地区划为商埠地。界内田亩由公家出资收买，以备外商租用。最初，这块被辟为商埠地的地块，是一片荒甸，鲜有人家。商埠地划定以后，各国商人开始在此租地，开办各种工厂、商业。1918年张作霖为了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商埠地内开辟南、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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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顾】  行与市简单地说都是市场的意思，由最早的集市发展而来，泛指经商做买卖的地方。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详分为行与市。行是专业化比较强的营业场所，而市是指买卖东西的地方。沈阳最早的行市形成于中街。
北市场成为著名的“杂八地”
    1921年前的北市场，是一片荒野、坟地，除了实胜寺等几座庙宇之外，只有10间当年修建庙宇的工匠栖身的简易房，因此这地方叫十间房、齐家坟。1906年划分商埠地，这一地区被划入北正界内。虽然被确定为商埠地，那些外国商人、牧师并没有马上迁入，这里仍然是一片荒凉。因其位于老城与附属地之间，一些逃荒、流窜、生活无着的百姓，常聚在这里，寻机在附属地做点儿零工。一些走江湖卖艺的人，也凑在闲散的人群中摆摊卖艺，挣口饭吃。形成了小小的零工市场。直到1920年，当上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视沈阳为其奉系的大本营，他决心开通地面扩大市区促进繁荣，在十间房圈定3.6平方公里的土地，平坟辟地，先是开设戏院子、赌场，接着办起商行、丝房、饭铺、茶庄、客栈、药房、理发馆、照像馆等，并正式命名为北市场。为了使北市场迅速繁荣起来，张作霖下令把原来在火车站、大西门、九门脸一带的妓院全部按规定时限迁到北市场。北市场靠着北站(辽宁总站)，那是当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国内最大的火车站。客流量大，吃喝玩乐的场所店铺多而齐全。妓院烟馆、摆地摊耍把式的、说书唱戏的、走江湖卖艺的、变戏法卖大力丸的，以及小吃店、小吃摊等，各种乌七八糟的行业汇集于此，成为沈阳最著名的杂八地。当时著名的大观茶园、共益舞台就坐落在这里，分日场夜场，上演着不同的大戏。看戏的地方还有中央大戏院、茶馆、落子园等，吃饭有老边饺子馆、三和盛包子铺等，兴味斋的烤鸭、四兴盛的烧饼都是当时有名的小吃；看电影有云阁(今人民电影院)、保安(群众电影院)、民族、新光四个影院；在平康里、宜春里、永宜里等处妓院云集，周围的当铺和放印子钱的钱庄，阴森森地盯着那些出出入入的嫖客。
南市场以八卦形式布局
    南市场坐落在商埠地副界西南端，东至三经街，南至十三纬路以北，西至马路湾，北至大西路。南市场以八卦街最为著名，按照八卦所说的一元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形式布局。建南市场以八卦布局，一说是为了辟邪，取否极泰来之意；另一说是取古人摆八卦阵的战术，让敌人有进难出，起到御敌作用；还有一说是希望客人到此后，能沉浸其中，为商家招揽生意。环绕广场四周有四幢样式相同的二层青砖小楼，俗称“圈楼”，是当时最为热闹的地方，著名的萧湘书馆、万顺书馆、桂花书馆等八家妓院就在这圈楼里。南市场首先兴起的就是妓院业，称为书馆的二等妓院有二十六家，那些不入流的妓院更多。当时有人将妓院分为四等，一等妓院在日本站，二等妓院在南市场，三等妓院在北市场，四等妓院在大西门。妓院业的兴隆，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在南市场的街路两旁，有戏院、饭店、浴池、旅社、洋行、照相馆、各省会馆、水果店、杂货铺、烟馆以及日本医院和兵营等，也是沈阳著名的杂八地之一。沈阳最早的大型剧院东北大戏院就建在这里，白玉霜、筱桂花、金灵芝等表演艺术家都曾在这里演出过。
    除南北市场外，在现在的惠工地区，曾经是沈阳的另一个杂八地。1926年，张作霖在西关地区，修整土地，填平沟壑，并在清真北寺与朱剪炉之间的王家园子地基上修建了第一商场。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超级市场了，它西院是商场，东侧是著名的兴游园。只可惜在1943年的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
附属地内形成新的洋市场
    日俄战争后，以今天老道口为中心，东到西塔，南到北二马路的大片地区都是日本人占领的南满铁路附属地。日本获得附属地的权益以后，开始着手建设它的远东侵略基地，形成了今天沈阳站及太原街的最初布局。在那里，日本人开设了七福屋百货（今辽宁商场）、大和屋百货店（今太原街新华书店）、中古时装店（老联营）、几久屋（今和平商场）等商业建筑，还有日本人经营的春日町市场（也就是后来的和平副食）、青叶町市场、加茂町市场（现在的广州菜市场），是主要为日本人服务的副食品市场。



栏目主持：编辑 李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