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一兵

　　沈阳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军事要冲，战国时期便在这里建立了军事观察设施———“候”，驻扎有大量军队守卫着。由于军人家属的迁入，逐渐形成规模，就在这里建了城，名叫“候城”。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叫“沈阳”了呢？

　　传说候城居民中有一位大家喜爱的少年，他为人善良，忠厚老实，并且十分勤劳。他每天早起晚归，整天在山上打柴，柴禾打多了就主动送给有困难的人家。有一天，他正砍柴的时候，忽然听到凄厉的叫声，急忙向传来叫声的方向一看，只见有一只恶狼正在瞪着大眼睛追赶一只小羚羊，小羚羊跑着跑着被草丛中的萝藤给缠住了，怎么用力也跳不出来。眼看恶狼要扑来，这位心地善良的少年飞跑过去，冲着恶狼举起柴刀就劈，恶狼被砍下了一只耳朵，嚎叫着逃跑了。少年把小羚羊从荆藤里解救出来，天真地对小羚羊说：“小家伙，往后可要小心点，快回家吧！”小羚羊像明白他说的话，站在对面望着他不肯离去。他看小羚羊不走，举手拍一下羊头说：“走吧！”自己背着柴便回家了。

　　之后，少年照旧每天去砍柴。一天，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他又听到羚羊的叫声，抬头一看，一只大羚羊和两只小羚羊正对着太阳鸣叫。他以为又有什么野兽要残害这些温驯的羚羊，可四处一看，却什么也没发现，便没过去惊动这三只羚羊。在这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在树林里遇到的那三只羚羊，老羚羊感谢他，还说这里的人善良，一定会得到好报。他惊奇地问羚羊：“你怎么会说话？”老羚羊像没听到他说的话，领着两只小羚羊向林中奔去了。他急着大喊：“你怎么会说话？”一下子就急醒了，他觉得这事稀奇，就把这个梦和救小羚羊的事同家里人讲了，慢慢地全城人就都知道了。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奇。说也奇怪，打那以后，这个地方连续几年风调雨顺。有人就附会：三只羚羊向太阳叫是“三羊开泰”，吉祥之兆，并说羚羊是“神羊”，还提出把候城改称“神羊城”，慢慢地候城就被民间公认的“神羊城”取代了。因为“神羊”与沈阳谐音，以后因在沈水北设了沈阳卫，也就把“神羊城”叫沈阳城了。

汤司令

今年秋天有点冷:
       你的文章和图我非常欣赏，有关汤玉麟和汤公馆，烦请多报料。

汤司令

汤家论谈
    [前言]疑云密布的沈阳汤玉麟公馆小楼，扑朔迷离的汤玉麟传奇，了解汤氏家族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揭开汤公馆神秘的面纱，让带着疑问来汤公馆观光就餐的宾客，满载答案乘兴而去，让沈阳人了解这座小楼的神秘经历，让汤公馆成为我市一个独具特色，极富生动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高端观光餐饮景点，不乏为这段历史填补一点空白。

    有关汤玉麟将军的传奇可谓谜团重重，有关汤公馆的故事要属神秘离奇。但是，我们不管怎样努力，都始终找不到更详实的资料，汤家后人如同泥牛入海。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推出“寻找汤公馆的过去”专题活动，和你一同拨开迷雾，去寻找汤家后人，掀开汤公馆神秘的面纱，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我们将倾听你所讲述的经典，向社会征集有关汤公馆鲜为人知的故事与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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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有点冷

　众说纷纭“一百单八磴”　　东陵公园“外一百零八磴”要拆的新闻让很多人陷入对福陵内“一百单八磴”的回忆。
　　“小时候去东陵公园，数台阶是必修课，有时数到中途乱了，不得不回头重数，但总充满乐趣。”一个沈阳女孩回忆说。
　　福陵的主体建筑方城等都是建在天柱山的山顶，而大红门则建在平地，两者之间有一个45度的斜坡，陵寝建筑设计者便在这个斜坡上修了一百零八级台阶，被俗称为“一百单八磴”。
　　关于108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是经常被提起的，来源也有种种说法。在由李凤民和陆海英两位专家所著的《沈阳福陵》一书中，记载了一些说法。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相传天上有“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都属于不吉祥的星宿，《水浒传》中朝廷认为凶邪的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就是这些星宿的下凡。修建一百单八磴，就是寓意把这些天罡地煞踩在脚下，以保护福陵平安无事。
　　除了倚地势上山，一百单八磴的设计还有一个目的。在福陵大红门内有“神道”，除了抬祭品的官员以外，其他人一律禁止通行，有“横走罚、竖走杀、马走砍蹄”的规矩。清代陵墓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即神道和隆恩门之间必须修一座建筑作为隔断，名曰“一眼望不断”，寓意大清江山万世不变。
　　福陵采用了双重隔断的方式，其一是修了神功圣德碑，而一百零八磴就是另外一个起到隔断作用的设计。
　　福陵内的神功圣德碑碑石也很有讲究，乃是来自北京房山县。当时运输是选择在寒冬季节，在两地之间每隔数里打上一眼水井，将道路浇成一条冰道。因为是皇陵所用，石料不准用牲畜运送而全需人力，要首先在石料上包上层层青麻，每层涂上水胶，防止运输中受震动断裂，然后才能放到特制的木车上运来盛京，被称为“旱船”的方法。

今年秋天有点冷

　　福陵“外一百单八磴”即将拆除的消息引得很多人关注。这就好比是关心隔壁家一位老邻居，有个风吹草动大家会担心，这老人家还好吧。
　　在所有关心福陵的人群中，有一些人有更多的牵挂和思念，他们曾经世世代代伴随在福陵脚下，小心地呵护过它的每一寸肌肤。他们就是福陵的守陵人，300多年来沈阳福陵的每一点变化，都与这个家族息息相关。
　　74岁的赵晴光老人如今居住在大西菜行附近，一路向东便是当年的沈阳城西门。远离福陵而靠近城内，这在赵家祖祖辈辈也是没有过的事。
　　这个家族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们是福陵的守陵人。居住在福陵脚下就是一份工作，而且这工作世代相袭，一直传了300多年。福陵在这岁月中经历的风云都在这个家族的眼中记载下来，而努尔哈赤埋身的那片土地，也是他们家族精神固守的圣地。
　　守陵
　　沈阳福陵，满语叫“瑚图灵阿蒙安”，位于沈阳城东二十里天柱山，老百姓喜欢简称它为“东陵”，这里长眠着老罕王努尔哈赤和他的皇后。
　　沈阳作家马秋芬在书中把努尔哈赤称为“城市之父”，因为300多年前的沈阳城，就是因为努尔哈赤的一念之间成为了后金的都城。一座城市站在命运的岔路口时，就这样走了过来。
　　赵晴光老人就出生在东陵脚下的陵街，后来这里被人叫前陵堡。他是家里的第二个男孩，全家上下都很高兴，取乳名“二宝蛋”，还特意带到城里拍了一张百日照。赵晴光对于守陵人身份的认知，是源自每年春节祭祖时，爷爷奶奶都会讲到老祖宗的故事，那时他还小呢，复杂的因果被简化为一串简单的情节。
　　家族的祖先班布里与努尔哈赤本是叔伯兄弟，就住努尔哈赤家隔壁。有一次班布里家一个家奴违反了家规，家奴一时惊恐便跳墙躲到了努尔哈赤家里。当时努尔哈赤已经是部族内的首领，这班布里想来也是个莽撞人，竟然全不在乎不管不顾地提刀来到努尔哈赤家要人，在听到努尔哈赤说没见此人以后，更是怒火冲天，用手中腰刀连砍努尔哈赤家檐柱，最后解下自己身上的红带子扔给努尔哈赤后愤然离去。
　　红带子是当时与努尔哈赤同族身份的象征。努尔哈赤第二天便召开了全族人的会议，免去班布里一支的红带子身份，不再允许叫觉罗，改名觉尔察氏。
　　按理说，对这样的惩罚怀恨在心都是正常的，然而班布里性情豪爽到竟然完全没将此事放在心上。后来有一次努尔哈赤要去另一刚刚归顺的部族赴宴，班布里拦住马头阻止他去这“鸿门宴”，就如同当年拦在努尔哈赤院子里一般强硬，无论努尔哈赤怎样不满就是不肯放他前往。事后果然证明那部族怀有异心，自此努尔哈赤对班布里十分感激。
　　当努尔哈赤的妻子叶赫那拉氏孟古———也就是皇太极的生母病故时，班布里上书努尔哈赤，说自己无功受禄一直深感不安，“愿看守皇后之陵”。努尔哈赤也很感动，批准了班布里的请求，而且表示以后觉尔察氏可不出差役，不缴贡赋，累世守陵。于是，才有了世代相传的福陵觉尔察氏守陵人。
　　祭祀
　　历史上成为福陵守陵人的不仅觉尔察氏一家，其他还有努尔哈赤舅舅、姨母的后代子孙，如今还多居住于今东陵公园附近村屯。尽管已经不再如从前一般，但是先辈用虔诚守候的精神家园，在他们身上仍旧有深刻的痕迹。
　　在赵晴光老人的记忆中，家族里守陵的规矩传到祖父母这一代时，除了日常的打扫保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祭祀，“我爷爷是在陵上当差，负责保管一些贡品，可能就算是个管后勤的工作。”
　　一直以来，祭祀都是福陵最重大、最繁琐的礼制活动，直到上世纪上半叶，每年清明、中元、冬至和岁暮仍旧是传统的“四大祭”，祭品由当时沈阳城内设的陵庙办事处供应。记者见到赵晴光老人的那一天，恰好是冬至，如果在从前，他大概会忙得不可开交，而不会坐在记者面前回忆他小时参加的那一次岁暮的祭祀。
　　“岁暮就是除夕，我出生以后就只参加过一次家族祭祀，大概是1940年春节。”赵晴光回忆道，“那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向祖先灵位叩头，室外房门西侧，由萨满的二神主持领牲，就是往神猪的耳朵里倒入白酒，若神猪能摇头摆耳即可领牲，否则就不能杀，需要更换后再领牲，这个过程中全族男人跪拜，不能戴帽子、围巾、手套等，否则为大不敬。”
　　祭祀之外，护陵也是守陵人的重要工作之一。据当年一位从关内来沈的守陵人白祥久老人回忆，曾经有一个十五的夜晚，雷电交加，待天晴以后，白祥久和其他人到陵内查看，只见方城内一个角楼被雷劈掉一角，更惊奇的是坍落的瓦砾中有一块手掌大小、一手指厚的蛇皮。那时候东陵人烟稀少，毒蛇猛兽也时有出没，据如此厚的蛇皮推测，恐怕蛇会硕大无比，只是再没有人见过这蛇的踪影。
　　地宫
　　成为守陵人，在外人看来似乎总与神秘脱不了关系，很多盗墓类小说干脆将之作为与盗墓者演对手戏的重要部分。赵晴光记得，小时候妹妹问到福陵中的地宫时，家里老人只说“那里边有童男童女”。
　　地宫就是存放棺椁的地下墓室，相传地宫中会有一眼“金井”，乃是“海眼”，里边波涛汹涌。其实，从已经出土的其他地宫“金井”看，它不过是直径约十厘米深不足尺的孔洞，内葬有皇帝的一些珍宝。据推测“金井”处应是地宫定位的水准点，为风水先生选陵址时定的穴位，并没有其他的神秘。
　　关于努尔哈赤地宫的修建，曾经有过很多传说，有人说地宫修建好后为了不让修陵工匠泄露地宫秘密，把所有工匠集中在地宫的入口处月牙城，给每人吃了一种药，这些人立即都成了哑巴，从此月牙城也叫“哑巴城”。
　　真假难辨的这些传说，都已经随着时光难以确证。在孩子时的赵晴光眼中，东陵是最美的地方，“那时候正门是从来不开的，我们都从侧面上山进门，有时候直接跳墙就进去了。”
　　1945年赵晴光离开家乡，进沈阳城读书，从小热爱绘画的他后来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几年前，退休后的赵晴光花费很长时间和约万元的费用续修了家谱。
　　赵家的祖坟原来就在福陵附近，随着时代变迁渐渐被人忘记。“文革”以后很多族中人散到各地，仍旧居住在前陵堡的族人已经不多。尽管如此，去福陵看看，回忆在陵街居住时的光景，仍旧是很多觉尔察氏后人念念不忘的。带着儿时的记忆，赵老画了一卷儿时的东陵及前陵堡图，足有四米长的画卷像一幅沈阳版的《清明上河图》，能从客厅的一头拉到另一头（本版上图为画卷中东陵部分，下图为东陵西侧的前陵堡）。
　　在赵晴光老人看来，福陵已经不是他年幼时那座肃穆幽深的陵墓了，陵街也建成了高楼大街，一切改变对他而言，都是沧海桑田，其中的高兴与失落杂陈在一起，惟有对东陵的感情，始终未变。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高巍 采写

今年秋天有点冷

东三省官银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民国21年（1932年）停业，是东北地区最早创办的近代银行，它不仅垄断着东北金融业，还控制着许多工商企业。东三省官银号在我国经济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成为当时东北社会经济发展的杠杆，也在与日俄两帝国主义金融侵略抗衡中起了重要作用。
    东三省官银号前身是华盛官钱局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政拮据，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七日（1853年5月5日），清政府决定在北京设立官钱总局，各省设立官钱局。奉天省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盛京将军裕禄奏设了华丰官贴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七日，由盛京将军依克唐纳奏设华盛官钱局，以缓解奉省财政支出。1900年庚子之乱，俄军占领沈阳，户部银库及官钱银号被洗劫一空。当时俄国的“羌贴”、日本的军票流行各地，货币十分混乱。1903年官钱银号复业后发行银钱钞券，分为奉钱票、银两票、大龙元票三种纸币。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及日俄战争的影响，奉省财政仍较其他省份困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七日，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感到：“奉省自经兵燹，商业萧条，银根甚紧，以致市面周转不灵，若不设法维持，恐有江河日下之势。”遂于当年十一月一日奏准，将官银钱号改为奉天官银号，资本金由省库拨30万两沈平银，另有一小部分商股约几万两，称官商合办，地址在盛京城内钟楼南路东原德兴永门市房。第一任总办为马桂恩。
    徐世昌将奉天官银号改制为东三省官银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日，东北实行行省制。五月十九日，新任钦差大臣陆军部尚书衔都察院都御史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徐世昌与亲命副都统衔兼军部侍郎衔都察院副都御史奉天巡抚部院唐绍仪给奉天官银号批：“呈悉该号（奉天官银号）现经发行东三省大银圆自应将奉天官银号字样改为东三省官银号以符名实，应俟随后奏咨立案。至该号资本金先后发银六十万两暂仍其旧，俟将来再行扩充，仰即遵照缴。”后于九月奏准，把奉天官银号推向吉、黑两省。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二十一日正是更名为东三省官银号，同时发还商股，改为官营，兼理东三省金库事宜。总办为周克昌。民国元年（1912年）行省制撤销后，东三省官银号由钟楼南迁至北大门里公议商局旧址。民国4——5年（1915——1916年），官银号一度比较兴旺，后因政府垫款，票量发行过多，奉票逐渐贬值。

张作霖接手东三省官银号
    民国5年（1916年），张作霖刚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时，面临的是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奉天财政除负外债一千万元之外，每年尚亏累二三百万元；纸币复杂，钱法紊乱，挤兑风潮迭起；外国银行进一步实行金融侵略，使奉天的财政乱上加乱，金融危机雪上加霜。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张作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将财政厅长张厚璟撤职，任命曾在奉天清理财政局和度支司任过要职的王树翰为财政厅长，任命刘尚清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责成他们办理奉天财政。并废止张厚璟所设立的财政研究所，召集有关部门成立财政研究会，谋求整理之法。
    其次，由奉省财政厅出面，两次向日本朝鲜银行借款共300万元，作为东三省官银号货币周转金，并多次与日人交涉，以应付兑现风潮。
    第三，严厉打击参与挤兑风潮的首犯。张作霖派人暗中查访，发现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有同日人勾结兑换现洋的行为。刘鸣岐和兴业银行稽查员阎廷瑞私动庆畲祥（张作霖私人的钱号）的库款，捣把兑现，使庆畲祥破产。张作霖找来经理杨玉泉究询庆畲祥赔累原因，杨供出刘盗用库款，兑现牟利所致，只刘自己就得了十几万元的好处，又查出刘经常向兴业银行挂借二三万元纸币，随借随还，并与瑞昌恒钱庄有共同作弊行为。张作霖为杀一儆百，稳定奉天金融形式，于11月10日，将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瑞昌恒金店执事黄献廷，瑞昌恒钱庄执事吕兴瑞，贩运现洋的蓬莱洋行执事齐瑞及管库解中道共五人，绑出西大门外执行枪决，判阎廷瑞徒刑九年。这是张作霖维持金融秩序的一次非常手段。
    此外，张作霖还下令改行大银元本位，募集本省公债，改设稽查员，整顿税制、田赋及官产，清查各县商铺纸币，裁减各机关经费等。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施行，奉天的财政金融局面有所扭转，趋于稳定。
    民国7年（1918年），银两本位变为银元本位，按市价沈平银60万两合现银元81万余元，奉天省财政厅追加19万元，总资本计为现大洋100万元。民国8年（1919年）1月，增加至140万元。在此期间，东三省官银号的奉大洋币值稳定，实力充沛，成为全东北地区金融枢纽，发行的货币不仅流通于东北三省，还延伸至热河、河北、上海等省市。张作霖执政期间，东三省官银号分号一度增至99处，但由于业务不多或管理不善等原因先后撤销了二十一处，剩余七十八处分号按业务量大小分为四等。其中一等三处，二等九处，三等二十一处，四等四十五处。
    张作霖通过大量发行奉票来支持奉直战争
    民国11年（1922年）秋，张作霖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退出关外。这次战争，奉军损失惨重，死2万余人，伤及逃亡者1万余人，被缴械4万余人，军费消耗达3000万元。张作霖为雪战败之耻，决心整军经武，整顿财政。在整顿军队中，表面上是缩编，实际各师、旅、团、营都在积极充实兵额，较之从前几乎增加一倍。军备方面，一面扩充兵工厂，加紧制造枪炮弹药，一面向外商批购大炮，这些庞大的军费开支，主要由东三省官银号筹济。至1923年4月，东三省官银号增加资本为500万元。为了统一东北币制，进一步控制金融，张作霖决定将东三省银行、兴业银行并入东三省官银号，增资为奉大洋2000万元，正式合并时间为1924年7月1日。此时东北经济一度相当繁荣。直至第二次直奉战起（1924年9月），需款浩繁，由于点金乏术，只好多发纸币，于是东三省官银号大量增发之纸币，为军阀发动内战提供原动力。第二次直奉战中，奉大洋虽支出巨大，官银号已经亏损，但由于奉军战胜直军，因而票值未显出巨大变化。直至郭松龄反奉（1925年11月）之后，奉大洋开始贬值，官银号底子已空。民国16年（1927年），张作霖复大举入关，驱逐冯玉祥军队于京津，此时官银号发行奉大洋已达5.52亿元。实际在关外流通者不过3600万元，其余5亿多元均在关内作为军需、军械之用。嗣又南联孙传芳与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奉票早已无能为补助之力。1928年初张作霖仍令官银号筹款5000万元。官银号立刻以大量不兑换的奉票向北满购买大豆，再以现物出口兑换现金，农民到手的纸币不久便开始贬值。显而易见，军阀当局以奉票为手段从农民手中榨取5000万元的实物。官银号账上各属户欠款就可以看出官银号的主要支出即为支付给军事机关和财政厅，如1926年奉票发行额为2亿元，军政欠款为2.7亿元；1927年发行额为3.2亿元，他们的欠款为4.2亿元；1928年发行额为14.7亿元，他们的欠款为11亿元；1929年发行额为15.3亿元，他们的欠款为14.8亿元。可见发行量的增加是因军用浩繁所致。
    东三省官银号运用其庞大的发行权和附属企业，形成一个大托拉斯，垄断着东北金融和经济，取利于民，充作军阀黩武之后盾，实在失去其纯银行之性质。
    （请继续关注下期内容）


    本期堂主:高源
    堂主自传：1981年7月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2000年9月考入辽宁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2004年8月，进入辽宁省档案局（馆）历史档案二部工作至今，2005年8月被聘为助理馆员。
栏目主持：编辑 李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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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星楼路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南部，坐落在小河沿公园的西北角，西起东顺城街，东至大什字街。清代分称为白云寺胡同、魁星楼胡同。一九五七年，街名为小河沿路，一九八九年，命名为魁星楼路至今。它是以此处原有明代建造的魁星楼而定名的。
昔日魁星楼
    沈阳的魁星楼始建于明代崇祯元年，即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清道光十八年（1638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光绪八年（1882年）曾三次重修该建筑，使其楼阁殿堂规模宏伟壮观。昔日沈阳八景之一“星阁晴霞”即指魁星楼的景观。
    原魁星楼寺院占地1600余平方米，坐北朝南，圆旋门上砖雕“魁星楼”三个大字，门前左右各竖一根以花岗岩巨石夹立的大旗杆，门内有一铁钟，悬挂在石柱上。院北有大殿三楹，正中供奉主宰功名禄位的文昌帝君，东、西两侧分别为观世音菩萨和张仙，三神像皆系彩塑。
    在寺院的东南侧建有高约20余米的魁星楼，为三层歇山式建筑。底座呈正方形，青砖砌筑，四面为半圆形拱门，门下有台阶，墙基顶上
    为花格式女墙，魁星楼的基层为空阁，内
    有楼梯可登二层；二层砖筑，四面有拱门，小于一层面阔，外有十二根立柱，柱上为斗拱、飞檐，内部有楼梯可登三层，内供奉檀香木雕塑的魁星像，其面目鬼怪狰狞，披头散发，左足向上后跷起，似魁字的大弯钩；右足独立如独占鳌头状，右手高举朱笔，左手端一方砚斗，其造型依“魁星点状元”之传说。
“魁星”的传说
“二十八宿我为魁，文章兴衰我主宰。状元及弟由我点，得中状元靠魁星。”这是昔日读书人流传下来的一首魁星的自夸诗。虽说此诗带有点调侃的意味，但其中说的也不尽是吹牛皮。魁星又名大魁夫子、魁斗星君、绿衣帝君、大魁星君等。魁字源于古人的奎星崇拜，被古人附会为主管文运之神，所谓“奎主文章”，称其“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古代，状元又称“魁甲”，解之称“魁解”。魁星楼三个字，魁字少一笔，意为去掉鬼气，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星字中的“生”少一撇，暗喻人不要棱角分明，不能强与“天”斗，要顺应自然；楼字多一笔，意为读书要多用心，博学才能多才。

   “魁星”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据说一位满脸麻子的学子，天生聪慧，学识超群，由于面目丑陋，竟屡次被赶出考场，恼羞之下，投河自尽。死后冤魂升天被玉帝知道，特封为“魁星”，专管人才选拔。故事当然是杜撰的，但却表明人们对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憧憬。魁星楼就是基于这个传说而修建的，在古代城市里一般都建有魁星楼，它代表一种中国人才理念，是文化飘香的源头。
名人与魁星楼
    魁星楼的主祭神是魁星，其右手高举，并执有点状元的笔。魁星信仰始盛于宋代，从此经久不衰，传说在明、清盛行科举制度时，读书人每次赶考前都要到此拜一拜，以求中举，魁星楼的名气由此越来越大。清代名扬“压倒三江”的关东才子王尔烈，就曾到沈阳魁星楼拜祭题匾。另外，在清初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盛京考中壬辰科一甲的状元，曾授宏文院撰修，也曾拜祭过魁星楼。
    民国时，楼内还悬挂着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亲笔题匾“有求必应”。魁星楼上层西面悬挂的匾额“天下文明”，系《陪京杂述》、《沈阳百咏》著者——沈阳名士缪润绂之先祖所书。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在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丙等小学堂读书，闲暇之时，他常到小河沿魁星楼观看。上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与邓颖超到沈阳视察工作时，还曾利用休息时间去探访魁星楼，追寻少年时的难忘记忆。
消逝的“星阁晴霞”
    魁星楼占地高敞，当年楼上窗开四面，登楼远眺，南为鄂家坟、东为观音阁、北系万家灯火、西为凤凰楼，皆历历在目；近望万泉河、莲花湖靓丽风光尽收眼底。清末民初，小河沿被辟沈城著名游览胜地，莲花争艳、游船如织、风景怡人，尤以西照晚霞、美景如幻。沈阳县志记载：“魁星阁高峙城东，夕照晚霞一望千里。‘星阁晴霞’是沈阳八景之一。”
    可惜的是，沈阳魁星楼在1968年被当做“四旧”拆毁了，使沈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又少了一座历史见证的活化石。如今魁星楼已为现代楼群所替代，每当走在宽敞整洁的魁星楼路上，魁星楼这座已逝的古老建筑，仍以其地名的存在珍藏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记者 关切

普通一兵

引用:

原帖由 今年秋天有点冷 于 2007-12-24 08:34 发表
　　福陵“外一百单八磴”即将拆除的消息引得很多人关注。这就好比是关心隔壁家一位老邻居，有个风吹草动大家会担心，这老人家还好吧。
　　在所有关心福陵的人群中，有一些人有更多的牵挂和思念，他们曾经世世代代 ...

        说到赵姓族人为努尔哈赤守灵300年，想到一个真实故事：十多年前，工行和平支行有一位干外勤的赵姓员工，祖上就是为为努尔哈赤守灵的，属满族正黄旗爱新觉罗家系，无独有偶，他的顶头上司，业务督导却是一位那姓女士，属满族叶赫那拉家系。两人祖上宿愿颇深，现实中也总是磕磕绊绊。一日两人酒后发生口角，继而动以老拳....旁观的同事有好事者高呼：“爱新觉罗和叶赫那拉打起来啦！”结果赵姓员工虽撕打中略占上风，但事后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被穿小鞋，扣了一个月奖金.....又有好事者传言：“现世阴盛阳衰，凤在上，龙在下，爱新觉罗负于叶赫那拉！”

普通一兵

奉天地图.jpg (810.69 KB)

2007-12-27 01:48

今年秋天有点冷

【连线专家】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人口迁移现象之一，是指从清朝初期到民国中后期的300多年里，山海关以西（关内）的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北、山西等省份的汉族农民，由于迫于生计等原因，大规模向山海关以东（关外）迁移的一场移民潮。这一场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血统”
    今天多数东北人和古代的辽、金甚至近代的满清没有任何联系
    佟悦主任说，逃荒到东北的山东及河北移民多以农民为主。他们陆续来到东北以后主要从事农业方面的生产，有时找到一块合适的土地就可以开垦，或是帮当地的居民种地，以此维系生活，他们随时将在东北的生活条件等信息传给家人，使更多的亲戚也都逐渐迁至东北。历史上，关外东北地区除了辽东半岛小部分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在历史上一直都不是东北地区的主体民族，以至于一提起东北，人们就将其和满清或古代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女真人建立的金国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当今的绝大多数东北人和古代的辽、金甚至近代的满清没有任何联系，无论从血统上还是文化上。这就要归结于“闯关东”这一人口迁移活动的作用。现在的东北人口将近一亿，汉族占93%，可以说关内移民改变了东北的“血统”。
饮食
    从以肉食为主到以农作物为主
    东北地区分布有广阔的肥沃的黑土地带，以往由于人烟稀少，一直缺乏开发利用。随着关内移民的大量进入，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东北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丰富的农业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佟悦主任说，以往，东北原住民的饮食以肉食为主、杂粮为辅，尤以黏米为多，而关内移民大量进入后，高粱、玉米、谷子等大面积作物成为主要农耕品种，也改变了东北原住民的饮食结构。
工艺
    编筐编篓是移民带来的手工技艺

  清代居住在东北的多为满族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在农业方面多表现得很粗糙，而闯关东的人们带来了更为细致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术。佟悦主任告诉记者，移民中除了大部分是农民，还有部分是手工业者，这是原来东北很少的职业，如编制筐或篮子等手工技艺就是移民带来的手工技艺。
文化
    二人转是从河北小戏演化而来
“闯关东”的人们还将移民文化带到了东北，至今东北仍很流行的二人转其实是从当年的河北小戏（也就是我们说的莲花落）演变过来的，因为二人转通俗易懂，受到广大农民的喜爱，因此在民国初年便得到广泛的传播。而移民来到东北后，也受到了当地文化的影响而改变了原有的习俗，比如原来关内妇女大多缠足，到东北后，渐渐去掉了裹脚布，放了大脚。同时，“闯关东”也在潜移默化着东北的方言，现在有很多人所说的方言其实都是以山东话为主。例如平常我们经常叫“爹”就是山东方言演化来的，还有大连人管刷锅的刷帚叫炊帚也是山东方言转化的。 记者 孟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