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是印度文化遗产界对外宣传的一句口号,目的是号召更多的民众加入到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列。撒巴瑞玛拉(Sabarimala)寺是印度著名的朝圣地之—,当地政府希望将旅游作为地方的支柱产业,大力开发寺庙地区以造福一方。但是,政府却在工程动工当天遭遇了印度最著名的民间组织——“拥抱运动”。工程区域内,每一棵可能会被砍伐的树木都被人们紧紧地抱在怀里,他们准备用自己的肉体去阻挡工程人员的刀斧,这种颇具印度特色的“拥抱运动”在印度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这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迅速蔓延开来,吸纳了从农民到城市白颁成千上万来自印度各个社会阶层、种族、年龄和性别的拥抱者。今天,以该民间组织为首进行的极具印度传统特色的“拥抱运动”在印度随处可见,并被普遍加以响应。尽管“拥抱运动”不足专业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组织,但这种独具特色的捍卫保护家园的组织利运动,在集结并发挥其公众力量参与保护的同时,其本身也是印度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动员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也有传统。195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的第一条就是要求文物保护工作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而是要“加强领导和宣传,使保护文物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工作”,并且提出了要建立群众性文物保护小组的要求”。可喜的是,整整50年之后,2006年6月10日成为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
文化遗产日是在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不懈呼吁下,也是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处于极其困难的背景下,由国务院决定设立,显示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必要性和极强的现实意义。由国家确定“文化遗产日”显示了当代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高度,表现子—个民族文明的自觉,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变为亿万民众的共同事业,表明具有现代文明意义的、并被人类广泛认同的文化遗产观正在我国形成。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各级政府和专家学者的责任,而且是每—个公民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更是亿万民众的共同责任。民众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主人。如果广大民众不珍视、不爱惜、不保护、不传承我们的文化,文化最终还是要中断与消亡。文化遗产日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层面上确立的。
最早确立文化遗产日的国家是法国,后来遍及欧洲。法国的“文化遗产日”活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旨在使参观者近距离接触、了解人类的文化遗产,从新的角度来认识文化遗产的深远价值。于是,1984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成为法国也是全世一个“文化遗产日”,法国还立法规定:对于文化遗产,国家不再是它的唯一保护者,国家地方行政机构、各种组织与协会和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和热爱文化遗产。因此,“文化遗产日”活动对于参与者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法国每年有1000多万人主动参加这—盛大的文化活动,公众是这一天的主人,他们是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参加者。
1985年以后,许多国家开始效仿法国的做法,到2000年,全球已有47个国家举办“文化遗产日”活动。在这—天,大到城市,小到乡镇,民众以各种方式举办各种丰富多彩、富于创意的活动,设法把这—天的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从而丰富人们的文化情怀,提高人们对各自文化的荣誉感。2005年法国文化遗产日的主题为“我爱我的遗产”,法国文化部R.D德比布雷斯(R.D.deVabres)部长宣称:该主题“是使每—个法国公民能表达他们对文化遗产的热爱”。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的浪潮中,文化遗产日大大提高了各国民众对文化遗产的关注与自觉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社会公益事业,需要动员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许多珍贵文物的第—发现者和第—时间的保护者就是普通民众,如果民众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没有采取基本的保护措施,它们可能无声无息地被破坏甚至毁灭。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王宁贤等5位农民在取土时意外发现一处西周青铜器窖藏,他们妥善保护并及时报告当地文物部门。后经专家考证,这批青铜器件件有铭文,创造了全国同类发现的多项第一,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人考古新发现”。这一事迹传遍了全国,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唤起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另—件民众自发保护文物的感人事迹发生在年人均收入不是700元的极其贫困的贵州省黎平县地坪乡。2004年7月20日,当—场百年未遇的洪水咆哮着冲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坪风雨桥时,当地数百名群众自发地跃入洪水,拼死打捞风雨桥构件,经过三天三夜的奋争,从贵州打捞到广西,共抢救同75%以上的风雨桥构件,使风雨桥得以重建,上演了—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壮举。事后记者采访村民粟朝辉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是本地人,这是尽义务。”这句活表达了地坪乡普通群众的一种共识。地坪风雨桥连接着上寨村和下寨村,这里共生活着1500余位侗族群众。风雨桥既是他们休闲、节庆的场所,也是侗族青年行歌坐月、谈情说爱的地方。当地人以此为自豪,把它当做村寨的精神财富,祖祖辈辈都将守护它当成自己的义务。一位侗族学者说:花桥是我们侗族人生命中的桥,保护花桥是我们传承民族文化的方式之一。孩子们是唱着“地坪花桥传万代”的侗族大歌长大的。地坪人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生活,爱护花桥、保护花桥的意识已经溶入了他们的血腋,他们为花桥做任何事都如同呼吸般自然,文物保护的民众意识在这卫得到了最强烈的表达。
《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单霁翔 著 第169-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