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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遂教授论晚唐时代读书人的出路

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时期士阶层产生以来，儒家就将从政确立为士固定不变的天生职业。为了从政，士首先必须刻苦学习，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这既有将仕宦从政作为士之确定职责的意义，也有促使士人努力学习以期优秀以便从政的目的。那么，从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概言之，一是行道，一是干禄。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士身上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就是行道，具体而言，就是推行仁道。而要行道，首先必须进入国家的统治阶层，这正如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所说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了推行“风俗淳”之仁道，就必须取得能够辅佐帝王的重要位置，即占据“要路津”，因此不做官不从政，行道的目的就无从实现。并且官做得越大，行道的可能性与范围也就越大。当然，行道也并不是从政的唯一目的，孟子就说过：“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农夫之耕田，当然不是为了行道，而是求取粮棉收获，以保证生存的物质所需。因此，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这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学业优秀，就自然能做官从政，而做官从政，也就自然可以获得俸禄。这个道理，在后来宋真宗的《劝学篇》中说得最明白不过了：“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无论是精神追求，还是物质保证，亦无论是社会职责，还是个人生存，在儒家看来，做官从政对于士即读书人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毫无疑问，从政也具有自我实现的意义，春秋时，大夫叔孙豹就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其所以要建立“三不朽”，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不至于因物质形式的终止而消逝。换言之，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即能使自己的精神生命永恒存在，是谓不朽。而精神生命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名”，《论语·卫灵公》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屈原《离骚》也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可见古人对“扬名”“称名”“立名”是极为重视的。
然而，士的行道与干禄，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是有不有做官从政的机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给不给你行道的平台。这个机会，不是由广大平民百姓给予，而是由最高统治者给予。在春秋战国时，士想做官从政，行道干禄，若是这个国家不给机会，也许那个国家还能给你机会。因此，也常存在“合则留，不合则去”士人炒国君鱿鱼拂袖而去的事情。而国君因为需要治理或振兴国家，也必须以重金高位以延揽士这种高级人材。这一方面是本国富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担心人材流失到他国去帮助他国增强了实力以构成对本国的威胁。士的作用既重大，于是身价也就随之高昂，而身价的高昂，也使士充满骄傲与自信。他们可以讲气节，如鲁仲连、段干木等人，也可以讲人格，如孟子的“说大人则藐，勿视其巍巍然。”（《孟子…………》）但是这种情况自天下统一于一姓帝王之后就发生了变化，韩愈在《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中说：“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也就是说自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以来，在做官从政的问题上就只能是由最高统治者对士作出单向选择了，士除了退出官场之外，再也无法炒帝王的鱿鱼。士本来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然则因为买方市场被一人所垄断，因此众多的卖方就不得不处于过剩而掉价的地位了。于是在专制的封建制度下，士的地位越来越下降，并且由于不存在与他国争夺人材问题，由于国家的机构与制度越来越完善，因此士的个人作用也越来越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此时的士，不要说行道，就是干禄的目的也难以实现了。但看秦汉以来那些从读书出身的大小官吏们，有几个是在行道的？绝大部分都是以仕代耕，但求一份俸禄以养家糊口罢了，连陶渊明后来的几次出仕都是如此，更遑论其他了。这种情况，自唐代以来，因着科举制度与官僚制度的日益完备，读书士子被统治者精心制作的各种杠杆一压再压，处境就更加悲惨了。因为国家设立科举考试制度即与做官从政直接关联，从表面上看，这种制度给了每个读书士人做官从政以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自此以后，读书人若是不能取得功名，不能进入仕途，就只能怪自己无能了，而不象隋代以前，读书人即使以负贩为业，以采樵放牧、种瓜卖卜、抱瓮守关为业，也并不是自己无能所致，而很可能是出身寒微且本人志行高洁的原因。所以那时社会上还有不少以劳力为业的读书人，他们并不感到有什么羞愧不安。而自科举选官制度设立以来，一个读书人，是不是能保证自己的衣食生活，能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是不是有存在的价值，几乎都是以能否中举及第与做官从政为标准的。于是，读书与从政，就是这样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不能从政，即使书读得再好也没有用，也不会有人承认。因此，士子们的读书，乃是为人，而非为己。为人，就必须迎合人，取媚人，就必须就统治者的范，入他们的彀中，为他们所牢笼。于是，科举功名，作为最高统治者而言，是一种强烈的诱惑，作为社会舆论而言，更是一根无情的鞭子。正是这来自两方面的挤压，使得中唐以后的广大读书人饱受了远较前代严重得多的“求不得苦”，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其所以晚唐时代诗坛上叹老嗟卑之声比此前那个时代都唱得多，唱得响，就是因为这一群处在转型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尤其是寒士出身的知识分子们为这种欲求不得、欲罢不能的“求不得苦”所深深困扰的缘故。叹老，是因为究竟为谁而老，为何而老？“世间何物催人老，半是鸡声半马蹄”，就在这种奔波于求禄与赴任的轮蹄劳顿之中，广大读书士子耗尽了他们的一生。嗟卑，是因为得不到功名利禄，就必然会为社会所看不起，必然会处在卑贱的地位，士人自感蒙羞被耻，于是精神也就自然萎缩起来，而精神一萎缩，气格也就难免卑下，因此，叹老嗟卑，可以说正是来自晚唐时代一大批不遇诗人最切身的人生体验，尽管戚苦不乐，惨然不欢，但却是一种十分真实的心声流露。
而对于那些有幸取得科举功名并进入仕途从政者，帝王也很少能将他们作为师友对待，而更多地是以犬马倡优畜之，而士一旦为帝王所用所养，其实现人格理想、坚持精神气节的原初之志就得大打折扣。可以说，读书人只要选择了做官从政这条道路，就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其人格独立与人身自由作为代价，否则就必须时刻作好放弃官职甚至舍弃性命的思想准备。正缘于此，除了那些贪鄙无厌、暴虐成性的品质恶劣者，大部分已进入仕途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都难免不产生一种围城心理，即未得到功名仕宦时渴望得到，已得到后又深感压抑不自由，他们苦苦挣扎在科场与官场的围城之内，身世沉浮，不能自主，心力交瘁，不可解脱。晚唐时代，不但时局动乱不已，而且官场与科场也越来越污浊黑暗，朋党勾结，行贿纳贿、倾轧争斗以至大开杀戒的现象十分严重。士生斯世，行道已是绝无可能，连坚持自己清白的操守，尽可能保持一点良心也很难做到。李商隐任县尉时所作的《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一诗：“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就是诗人因为“活狱”即减轻或免除对受冤囚犯的处罚因而得罪上司不得不辞职时心情的真实记录。他甚至羡慕楚人卞和失去双脚，因为他可以不必在来这官衙违心呕气，为区区五斗米折腰了。说出这种的气话来，可见其心情愤怒到了极点。毫无疑问，这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高适《封丘县作》）的官场生活对于为人善良、品格正直的诗人而言是非常压抑与屈辱的。更何况晚唐官场中党同异伐的情况极为险恶，宦官、强藩与朝中奸佞勾结一气，为了扫除障碍，实现篡权阴谋，他们杀害了一批又一批忠于朝廷的正直“清流”士大夫。一时间，满朝中人人自危，深感朝不保夕，所谓“谅直寻钳口，奸纤亦比肩”（韩偓《感事三十四韵》）“須知世乱身难保”（司空图《狂题二首》其二）就充分表现了他们这种忧惧心理。
正是上述种种心理矛盾给生活在晚唐末世的广大士大夫知识分子带来了深深的痛苦烦恼。而这痛苦烦恼，说到底，全是因为仕宦从政所带来的。既然如此，那么可不可以从仕宦从政这条路上退却出来呢？从理论上来说，当然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以说，既可以是容易的，也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各人情况并不相同。尤其是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名可以不要，但饭不能不吃。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官场的士大夫文人，他们身上负荷着包括家族亲友、师长知己在内的很多人的期望，承担着赡养与资助他们的责任，如今只图一人轻松，悬崖撒手，那将置众人于何地？而对于那些多次应举无望的下层读书士子来说，他们也同样处在包括亲族师友在内的众人的目光之中，如果放弃科考，回到家中，那岂不是要受到象战国时苏秦十上秦王不遇时回家所蒙受的种种羞辱吗？他将如何回应那些来自世俗社会的对自己才能的怀疑与否定？
因着科考功名难求与时局朝政动乱不安这两大机缘，晚唐诗人在感叹人世艰辛困苦与反思历史的虚幻不实之后，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隐逸这条退避之路。放弃追求，回避争斗，是解脱“求不得”与“不自由”的人生烦恼与痛苦的唯一办法。这种退避，既可以是身退，即彻底告别科场或官场，隐逸家山终老；也可以是心退，即身不离官场而心不思进取甚至也不必再忠于职守，既不效忠也不效力，只图身闲无事混日子罢了。于是，实践隐逸与向往隐逸，便成了晚唐时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