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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遂教授论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晋书·儒林传论》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尚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度，名教颓毁。”这里指出了有晋一代的士人中弥漫着崇尚华竞与祖述虚玄这两种风气。这两种风气反映当时的文坛创作方面，就是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所说的：“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
          其实，华竞之风与虚玄之风都可以在晋初最重要的文人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关于陆机的诗文风格，袁行霈先生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二章标出“繁缛”二字概括之。并认为：“其实，陆机在《文赋》中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绵。炳若缛绣，凄若繁弦。’这几句话正好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的诗风。‘繁缛’，本指繁密而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分而言之，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第二册第53页）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对的。早在梁朝，钟嵘在《诗品》中就曾认为陆机：“其源出于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 今观其作，他不但继承了曹植“词采华茂”的优长而呈现出“举体华美”的特点，而且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比如，与曹植相比，他更注重用典，更多地在诗中使用对仗的修辞手法。在辞采的精丽华美方面，也比曹植有着更为明确的审美追求，甚至不惜“繁缛”。如《日出东南隅行》一诗与曹植《美女篇》同是受到汉乐府《陌上桑》的影响，曹诗已经“有所提高，因为描写更细致饱满，形象也更具体生动。”（余冠英《三曹诗选·前言》）陆诗则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运用了大量的词语修饰，从多方面描写罗敷的美丽。如写罗敷的秀外惠中之美是：“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闲。美目扬玉泽，蛾眉象翠翰。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仪，婉媚巧笑言。”写罗敷的服饰之美是：“暮春春服成，粲粲绮与纨。金雀垂藻翘，琼佩结瑶蟠。”写罗敷的歌舞之美是：“馥馥芳袖挥，泠泠纤指弹。悲歌吐清响，雅舞播幽兰。丹唇含九秋，妍迹陵七盘。赴曲迅惊鸿，蹈节如集鸾。”如此意象繁富炫丽，从中可以见出陆机确实是在尽量调动各种表现手法对事物进行反复渲染铺陈，以期表现出一种“绮靡”的声色之美。又如《赠尚书郎顾彦先》一首中“望舒离金虎，屏翳吐重阴。凄风迕时序，苦雨遂成霖。朝游忘轻羽，夕息忆重衾”几句，就运用了描摹、对偶、借代等一系列手法及华靡丰赡的词藻，十分周详而形象地铺写了淫雨不息为患之状。而当诗人将这一组组感觉形象与对家乡那种“眷言怀桑梓，无乃将为鱼”的极为深厚的关切之情融合为一体的时候，就自然形成了一种“文温以丽”的美感。
　   陆机对语言的音响效果也相当重视，他不但在《文赋》中提出了“音声迭代”的审美要求，表现出明确的声韵理论意识，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反复运用双声叠韵的修辞手法，如《拟行行重行行》中的“悠悠行迈远，戚戚忧思深。”《拟迢迢牵牛星》中的“昭昭清汉晖，粲粲光天步。”《拟涉江采芙蓉》中的“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拟青青河畔草》中的“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颜色。”《泰山吟》中的“迢迢造天庭”“曾云郁冥冥”，以及《鼓吹赋》中的“舒飘遥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结。”“鼓砰砰以轻投，箫嘈嘈而微音”等。其余在《赴洛二首》《又赴洛道中二首》《于承明作与士龙》等作品中也常可见到有意表现同声同韵字复叠连用之意趣的痕迹。
         正是这种对艺术表现手法多方面的探讨与反复实践，使陆机诗文取得了举体华美的艺术成就，然而对于形式的过分讲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缛旨星稠，繁文绮合”一味堆垛与雕饰的弊病。后世常认为他的诗文“敷旨浅庸，性情不出”，“词旨敷浅，但工涂泽”（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沈德潜《古诗源》卷七。），亦即有辞无情，辞芜情浅。其原因就是他从“绮靡”的审美标准出发，过于讲究文辞修饰，致使繁辞丽藻重重堆砌，反而掩盖了真实感情的表露，乃至产生了意义不明的以辞害意之弊病，导致出喧宾夺主的后果。
        由于陆机与弟陆云以及当时文坛俊彦潘岳、潘尼、张协、张载、张亢等人文风都有一种唯美倾向，而陆机本人又被称为“太康之英”，所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他那些“缘情绮靡”之作，认为他是西晋繁缛文风的代表人物，敷情有余，言理不足。其实在他集中也有一些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而且不在少数。盖陆机之家世渊源甚久，除近世之祖、父陆逊、陆抗两代为吴国丞相、大司马之外，其高祖、曾祖辈的陆康、陆绩等人都是以治经学著称的大学者。可谓一门豪俊，文治武功都很有建树。在业儒治经方面，对陆机影响最大的是叔祖陆绩，史载其“幼敦诗书，长玩礼易。……注易释玄，皆传于世”。（《三国志·吴书·陆绩传》）故陆机幼承家学精心研“易”，读扬雄之《太玄》也有很深的体会。他在诗文中曾多次引《易》录《玄》，如《辨亡论·下》云：“《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玄》曰：‘乱不极则治不形’。”《赠潘尼》中则有：“道之所混，孰后孰先？及子虽殊，同升太玄。”等语。入晋后，为了融入北方士族，他又自觉接受了王弼等人的玄学观点，《水经注》、《异苑》等书甚至说他在过江入洛途中，曾夜宿孤坟遇王弼交谈《易》《老》玄理。这当然纯属虚构，但也说明了陆机入洛后确实受到玄风影响的事实。今观其作，在入洛仕晋之后诗文中“三玄”色采也的确日见浓厚，这甚至在其《文赋》中也可见到，如“伫中区以玄览”，“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等皆是玄学概念。正如一些学者指出过的，序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云云，也与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辩”关系至为密切。而象“玄览”、“收视反听”、“虎变”、“龙见”、“司契”、“天机”等玄学术语更是屡屡可见，并且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用其词语了，而是用之来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进行深入探讨。
　   当然，集中体现了陆机玄学思想的诗歌乃是《演连珠》五十首。“连珠”这种文体，本是以短小的篇制，对自然和社会某一现象加以推阐，引发对宇宙人生的思考。陆机在借“连珠”体表达对宇宙和社会政治的思考时，道家玄学思想表现得非常鲜明。如第二首：“臣闻任重于力，才尽则困；用广其器，应博则凶。 是以物胜权而衡殆，形过镜则照穷。”所表现的是一种盈虚有数，过尽则伤的冲和思想。又如第十首：“臣闻应物有方，居难则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时。是以充堂之劳，非幽兰所难；绕梁之音，实萦弦所思。”所表现的是一种损益祸福相倚，不如守静抱朴思想。又如第十六首：“臣闻赴曲之音，洪细入韵；蹈节之容，俯仰依咏。是以言苟适事，精粗可施；士苟适道，修短可命。”表现的是一种俯仰随世、从容应事的思想。又如第三十八首：“臣闻放身而居，体逸则安；肆口而食，属厌则充。是以王鲔登俎，不假吞波之鱼；兰膏停室，不思衔烛之龙。”此首刘孝标注曰：“此欲令各当其所，而无企羡之心，抑亦在鹏晏之义也。”由此可见，陆机“放身而居”“适事俯仰”的思想与郭象玄学中的“足性逍遥”之说极为相似。这种足性说在《演连珠》中曾有反复演说，尤以最后一首说得至为明白深切：“臣闻足于性者，天损不能入；贞于期者，时累不能淫。是以迅风陵雨，不谬晨禽之察；劲阴杀节，不凋寒木之心。”也就是说只要做到“足性”“贞期”，那么就是“天损”“时累”也不足畏了。究其实，诗中所表现的乃是一种居于乱世之中，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的把握从而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另外，象《逸民赋》《豪士赋》等几篇辞赋中也有很明显的玄学思想痕迹。《豪士赋》本是讥刺齐王“矜功自伐，受爵不让”而作的，但文中对功名的态度则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序曰：“又况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运短才而易圣哲所难者哉！”李善注引《老子》曰：“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又引《庄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序中所提出的“物我”观也是从道家思想而来，如云：“我之自我，智士犹婴其累，物之自物，昆虫皆有情。”李善注引《文子》曰：“譬吾处于天下，亦为一物也。然则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与我，有何以相物也。”《文子》是道家学派著作，《文子》标举物我浑沌不分理论，而陆机的“我之自我”“物之自物”则充满了浓厚的玄学思辩色彩。
        对陆机诗文中这种一方面缘情绮靡、一方面质木言理二者迥异的诗文内容同时进行考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不仅可以了解到作家本人的深层创作心理与动机，而且对那个时代文人群体的创作动因也将有所认识。
       据《世说新语》中《简傲篇》《言语篇》等记载，陆机、陆云兄弟初入洛时，多次受到北方人士的鄙薄、取笑。《方正篇》也载有北方士族卢志当众羞辱陆机祖、父陆逊、陆抗而陆机反唇相讥之事。为了迅速融入西晋上层统治集团，陆机一方面以诗文邀誉于当时文坛重镇张华，另一方面又进入文学社团，交结当朝权贵贾谧等人，兄弟二人都加入了以贾谧、石崇为中心的“二十四友”文人集团。他们常常聚集在石崇别墅金谷园中，赏玩风景，宴饮赋诗。这种文人雅集、宴游赋诗的风气当然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汉末曹魏时期，由于人们普遍感到生命无常，人生苦短，所以在士人之中兴起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思潮，张湛为《列子》作注，提出享乐的基本手段是“丰屋、美服、厚味、姣色”再加上“音声”，由于诗歌能播之于音乐，形之于舞蹈，所以当时人们也往往将其作为一种娱乐的手段来看待。当时有不少的文人常常聚集在一起宴饮吟诗，歌舞作乐，在这样的场合，赋诗确实往往只是一种炫耀词藻和才华的娱乐活动，诗歌的内容也无非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 据考证，“二十四友”大多系“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他们都有着很高的艺术才能与文学修养，于是游宴享乐之外，以诗赋之浮辞丽藻赏心娱目与互相矜夸也成为了一种乐趣。石崇说他们在“消忧以觞醴，娱耳以名娼”的同时，也不忘“文藻譬春华，谈话犹兰芳。”（《赠枣腆》）据石崇《金谷诗序》云，他们在雅集时，是经常要“逐各赋诗”的，“或不能者”，则“罚酒三斗”。这种缘题而非缘情的应酬之作，既然缺少情感，就只能是尽量堆砌事典、极尽藻绘之能事，在辞采的华美、对偶的精整、声律的谐协、用词的工巧等方面费尽心机了。再加上争奇斗艳心理支配，诗风就更加浮丽乃至繁缛。“二十四友”中文学成就最高者陆机、潘岳、石崇文风都“尚靡丽铺张，重技巧雕琢”。（徐公持《魏晋文学思想史》）可以说，正是他们之间的互相影响，蔚成风气，遂形成太康文学以雕饰浮艳为主流的创作倾向。
        陆机写作绮靡华缛的诗文不仅是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而且更有希望通过卓越的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获致官职的用心。陆机入洛仕晋，本来就带着满腔的仕宦热情和希望，想重振家道，恢复父祖昔日荣光。但他尽管祖上是东吴巨族，自己是江东文士中的佼佼者，却早已时过境迁，不能如北姓高门那样倚恃冢中枯骨便可坐致公卿，只有凭借自己的才华以求赏识，而这种才华又主要是表现在“学业优博”尤其在文学方面。据《昭明文选·文赋注》载，公元二八九年，陆氏兄弟初入洛阳，便造当朝重臣司空张华之府，“以文录呈”，张华“篇篇称善”，遂深相器重，并为之延誉，荐之诸公，一时“誉流京华，声溢四表”。这对于陆氏兄弟的做官从政无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使陆机在《长歌行》中那种“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对前途的担忧有所消释。据《北堂书钞》记载：“陆机为郎中令，吴王晏出镇淮南，以机有文学，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又曰：“机以文学转中书郎。”《初学记》卷十二、《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四亦记载曰：“陆士衡以文学为秘书监虞   睿所请，为著作郎，议《晋书》限断。” 可见这种“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继踪张、蔡。”（《昭明文选·文赋》注）的绮丽文字确实为他获致官爵以遂功名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换言之，他正是凭借着超群的文学才华而在仕进之路上不断攀升的。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语言的素朴与繁缛，很大程度上与其写作目的系为己还是为人有关。如陶渊明的写作目的不过是“常著文章以自娱”，所以只要自知其意就可以了，他完全可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因之语言不妨素朴，描写不妨简略，大可不必察察为详，巧丽为能。而陆机所作，既要取悦于人，为人赏识乃至擢拔，就不得不在文辞华美、述说周详上下功夫。相比之下，其弟陆云为人性格和缓，功名竞躁之心不如兄，文字也就“雅好清省”（《文心雕龙·熔裁》）。大而言之，这种讲究语言修饰的创作心理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希望提拔寒素文士以抑制豪门世族的做法有关系。因为寒士能够擢拔，其道德究竟如何是讲不清的，只有能力才是有目共睹的。并且，晋初尚承魏制，对士人的能力还是颇为重视的，这就激起了晋初那批文人特别注重能力的显示。由此可见，凡在表现诗文创作中，欲表现道德情操者，语言大抵素朴简要，只要读者能明了其意即可；凡表现自己才华能力者，语言大抵精巧华美，唯恐不能动人。因着这种使诗文“华丽好看”取悦于人的心理动机，当时一大批出身寒素的文人如傅玄、张华、左思、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等人都醉心于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因为他们都没有显贵的门第可以依仗，没有现成的爵禄可以享受，要想进入仕途获取高官要职、荣华富贵，唯一的办法只有凭借自己卓越的文学才能，这恐怕也就是他们自 幼至老都力苦学文并尽量以华辞丽藻以争奇斗艳的重要原因吧。
      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象陆机、潘岳等太康文人几乎都有着“双重人格”的倾向，究其实，这也是与他们的现实生存状况分不开的。由于陆机功名心至为迫切，仕进之情也十分炽热，所以他先是依附司马伦，后又归附司马颖，最后不知进退，终于遭受谗陷，为司马颖所族诛，成了司马氏家族自相残杀的牺牲品。其实陆机也并不是对司马氏统治集团没有认识，他在《猛虎行》一诗中就曾反古乐府“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意而用之曰：“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写过《辨亡论》的陆机，难道会不知道宦场黑暗、仕途险恶么？但“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猛虎行》），壮士欲建功名成大业，不得不明知是虎，也只能骑虎不下，置身凶险而不顾。然而正是出自对仕途的担忧与危惧，就有了《又赴洛道中二首》“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和《赠从兄车骑》“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等诗中那种异常沉重的悲凉与感叹。据说，与陆机同为东吴世族并与二陆兄弟并称为“三俊”的顾荣曾劝陆机返吴，但“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晋书·陆机传》）其实，陆机并不是不怀乡，这从他现存的诗文中有不少思乡之作就可以看出，如《怀土赋》、《思归赋》、《吴趋行》、《门有车马客行》等篇都是抒发深重的乡关之思的。又据《世说新语·尤悔》篇说：“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鸣，可复得乎？’”可见他临死都不曾忘记家乡。而终生怀乡而又始终没有还乡，这种精神上的矛盾与痛苦非玄学哲理又何能解决？
        正是出于对仕进、对生命、对人生的忧虑与思考，陆机也就常常耽于玄理思辩。因为在这动乱之世，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终生无有祸患，唯一能够给自己带来慰藉、平息恐慌的是《易》《老》《庄》等思想。为了从玄理中找出生死祸福的根据与规律，陆机曾对“死”这一问题作过探讨，他先后写有《庶人挽歌辞》、《士庶挽歌辞》和《王侯挽歌辞》。另有《挽歌诗》三首。在《大暮赋》中，他还将对死亡的焦虑升华为关于死亡的形而上思考：“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耶，又何生之足恋？”可见陆机试图以理性之思考，来消释对生的依恋与对死的恐惧，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深知仕途险恶、前路未可叵测，不如此调整心态只能更加增添忧惧；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他“放身而居”“足性逍遥”思想的出发点。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文人诗文中阐扬玄学思想的也并非只有陆机，如张华、三张、两潘、二陆、一左都作过如是思考。张华曾有《鹪鹩赋》云：“不饰表以招累，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又有诗曰：“君子有逸志，栖迟于一丘。仰荫高林茂，俯临渌水流。恬淡养玄虚，沉精研圣猷。”（《赠挚仲治诗》）但太康诗人所探讨的玄理与正始文人所探讨玄理已有很大不同，他们无意于那种“有”“无”“名”“实”之辩，而更多地是研究谦损、刚柔、动静、顺逆的《易》《老》人生哲学。对于天道变幻、四时移易等问题虽然也有所思索，但着眼点却在于对人世社会中利害关系的考虑，他们所体悟到的大都是恬淡虚冲的游世养生玄理，并以此相高。这从当时文人之间在酬赠之作中往往喜欢表现出对对方文藻才华与玄学修养的赞赏这种现象中也可以看出，如陆机的《赠冯文罴迁斥丘令》其二云：“奕奕冯生，哲问允迪，天保定子，靡德不铄。迈心玄远，矫志崇趣，遵彼承华，其容灼灼。”诗中一方面赞赏冯的灼灼文采，另一方面又褒美其迈心玄远的修养，而其中表现出的乃是陆机本人的为人旨趣。
         以上通过对陆机诗文中绮靡缘情与平典言理这两方面内容的分析考察，可以看出，前者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后者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当然，东晋永嘉时玄风大盛，与文坛上唱主角的那些门阀世族们是分不开的，如孙绰、王羲之、谢安等人，都耽于佛、道，精于玄理，与名僧日夕交游酬唱，志在山水，追慕神仙，而不乐声色豪纵。并且他们无需出世干时，也能坐享富贵，故其生活情趣与文学追求与西晋士人已有较大不同。要之，“西晋士大夫以都市生活为主，东晋士大夫则以山林生活为主；西晋士大夫逞繁炫富纵诞逸乐，东晋士大夫则以优游闲适生活为目标。”（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第523页）在这种标榜风雅不俗之林下风流的士风中，玄言诗的流行就是必然的了。也只有在这样一个贵虚玄而非尚华竞的时代，只有在这样一批无需解决仕途进取问题的高门世族之中，陆机那种“放身而居”“足性逍遥”的人生旨趣才有实现的可能。